进入冲刺期，同学们必须高效利用时间，尤其是对各种热点、专题进行输出训练。
今天，学姐根据学科前沿的研究趋势（近三年的C刊论文主题），特地整理了2022新传学界最前沿的30个名词解释/专题，大家直接打印背诵即可！
计算宣传是当前一种最新的、普遍的、全球性的宣传形式，是社交媒体平台、自动化机器人和大数据算法的集合体，旨在有组织地操纵公共舆论。计算宣传的政治行动者包括政党、政治候选人、战略传播公司，甚至国家力量。这些强大的行动者常与在思想上支持他们事业的私营企业、民间社会组织、互联网亚文化、青年团体、黑客团体、边缘运动、社交媒体影响者和志愿者进行协调合作。计算宣传可以使强势行动者将公共话语框架置于有利于自身的显著地位上，而那些没有财政资源和人工智能机器人知识的弱势行动者并不能轻易地影响政治话语。在现实操作中，从效果导向出发，计算宣传与传统的人工宣传结合在一起，构成“混合宣传”，从而发挥更大作用。
1945年社会学家Delbert Miller对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新闻进行的调查研究被认为是最早关于新闻扩散现象的研究。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学者以极大的兴趣投入新闻扩散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美国传播学者罗格斯于2000年对西方22项新闻扩散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要义之一便是未来需更加重视媒介的传播特点与传播情境对新闻扩散效果的影响。时至今日,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不仅不断拓宽新闻扩散的路径，而且越发消融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方式的边界，这使得网络新闻扩散呈现出环境的复杂性。网络新闻扩散是基于互联网平台, 新闻信息随时间推移从传播者逐级逐层地传播至受众，并被受众接受、采纳和利用，从而使新闻的覆盖面由一点弥漫至整个空间的过程。当然，网络新闻在信息流与意见流的扩散中也离不开意见领袖这样“影响力个体”的推动。
师文,陈昌凤.社交机器人在新闻扩散中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研究——基于《纽约时报》“修例”风波报道在Twitter上扩散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05):5-20+126.
黄文森,廖圣清.同质的连接、异质的流动:社交网络新闻生产与扩散机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02):18-36+126.
“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这一概念由荷兰学者José Van Dijck等人在《平台社会：连接世界中的公共价值》一书中提出。平台系统有三个运行机制，分别是“数据化”（datafication）、“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选择性”（selection）。她认为，世界是由两大平台系统主导的，一个是美国的平台系统——以Facebook为代表的五大互联网公司；另一个是中国的平台系统——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五大互联网公司。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平台系统是完全商业化的，它们把控着信息世界的入口，驱动着整个社会的平台化。荷兰学者José Van Dijck指出，在“平台社会”中，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大主体处在紧张的关系中，个别平台与政府之间存在监管之争，也涉及平台生态系统的层面，以及全球市场与（超）国家政府之间发生权力冲突的地缘政治层面。
段鹏,李嘉琪,明蔚.情境建构和资本收编:中国短视频平台的景观社会形塑——以对乡村用户的研究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72(04):18-27.
汪雅倩,杨莉明.短视频平台准社会交往影响因素模型——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J].新闻记者,2019(11):48-59.
主流话语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反映社会大众主流价值观念和思维的言说及表达方式。任何社会都需要核心价值观念，其构成了一个民族或国家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道德基础。主流话语的传播，就是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以各种形式的话语依托，告诉人们什么值得提倡、什么坚决反对，在引导与沉淀中形成全社会的共同信念。技术赋能之下，互联网空间的叙事规则与传播方式被改写，当前主流话语传播中最大的“痛点”是传统意义上的“渠道中断”和“渠道失灵”，新媒体平台具有去中心化、智能化与社交化特征，正在消弭传播版图上作为中心的媒体、城市、精英与处于边缘的大众、乡村、草根之间的距离。平台型媒体崛起并占据传播市场，掌握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与内容呈现的选择权，而传统主流媒体需借助平台型媒体进行内容的扩散，“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已然到来。虽然当前信息传播的媒介环境与节点程序被重塑，但基本构成要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内容生产、叙事策略与传播形式仍是关键环节。现实导向与需求导向的共同作用下，主流话语的传播实践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情感劳动的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在著作《The Managed Heart》 中首次提出。她通过对空姐的研究发现，借助戈夫曼的戏剧表演理论，提出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需要在前台的劳动过程中通过情感的经营与管理与消费者搭建一定的关系，获得消费者的消费，获得利润。随后，她进一步扩大情感劳动的概念范围，认为情感劳动不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有关，还涉及到所有与工资有关的情感管理。在情感劳动的分类上，霍赫希尔德将其分为浅层情感劳动与深层情感劳动。浅层情感劳动是个人展示出符合社会期望的情绪，但是内心并不一定认同这一情绪；深层情感劳动不仅在表面上呈现出符合期望的情绪，而且会改变内在的情感感受。此后， 阿什福思和汉弗莱拓展了情感劳动的概念，将其定义为“遵照规则表达适当情感的行为”。相比起霍赫希尔德更关注员工的情感体验，阿什福思和汉弗莱更关注可观察到的情感管理。之后出现的一些与情感劳动相关概念，都有共同之处，就是在工作过程中调整对自我的情感管理，使情感表达更符合行业规范以及社会期望，而且情感劳动都具有交换价值。
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02):38-61+126.
庄曦,董珊.情感劳动中的共识制造与劳动剥削——基于微博明星粉丝数据组的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56(06):32-42.
数字传播又叫网络传播，是指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的能提供多种网络传播方式来处理包括捕捉、操作、编辑、贮存、交换、放映、打印等多种功能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它是把各种数据和文字、图示、动画、音乐、语言、图像、电影和视频信息组合在电脑上，并以此为互动。所以，数字传播是集合了语言、文字、声像等特点的新的传播途径，是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出现的。20世纪60年代末，互联网出现，历经40年的全球化高速发展。互联网带来了全球数字化信息传播的革命。“一网打尽全世界”的互联网宜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互联网作为信息互动传播载体的数字媒体已经成为继语言、文字和电子技术之后的最新的信息载体。数字媒体时代，是互联网时代，是信息互动的时代。在数宇媒体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之间能进行实时的通信和交换。这种实时的互动性首先使反馈变得轻而易举，同时信源和信众的角色可以随时改变。数字化传播中点对点和点对面传播模式的共存，一方面可以使大众传播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可以越来越小，直至个人化传播，以真正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理想模式。
方兴东,严峰,钟祥铭.大众传播的终结与数字传播的崛起——从大教堂到大集市的传播范式转变历程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7):132-146.
薛可,龙靖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新挑战和新对策[J].文化遗产,2020(01):140-146.
密歇根大学传播学教授阿曼达·洛茨所著《电视即将被革命》一书就对新技术发展下的美国电视进行分析，重新界定了电视发展阶段，提出用后电视网时代(the post-network era)，来形容当今这个“有线电视频道为观众创造更多选择的时代”。洛茨认为在后电视时代，观众对于观看的内容、时间和地点有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国内学者谭天认为后电视”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媒介形态来看，“后电视”是指基于网络传输的视频信号以及它所承载的内容，可把它统称为视频。二是从传播形态来看，“后电视”呈现更多的视听传播形态，网络直播、短视频、VR/AR及各种交互界面的视听内容。“后电视”与传统电视相比在内容生产、传受方式、消费行为等方面大相径庭，乃至会带来媒介组织及组织形态的改变，令传统电视转向新型电视，“前电视”转向“后电视”。
顾博涵.后电视时代的媒介空间：建构、特性及反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03):76-83.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道路产生的威胁开始发生主导作用。现代风险的主要特征则是风险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的风险威胁以及社会的不安全感。郭小平认为传媒有效的风险传播与受众的风险认知，构成了民主政治环境下风险决策的基础。媒体对风险议题的呈现，以及对环境与健康风险的解释，尤其是基于传媒的互动性的风险传播，这是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既是风险沟通的媒介，也是风险沟通的主体之一。媒体的风险传播能够凸显并具象化潜隐风险。相反，如果媒体遮蔽、扭曲风险信息必然带来风险沟通失败。
论述媒介参与的社会后果（第一段是风险社会，二三是网络社会）（2021年陕西师范大学710材料分析）
风险社会（2021年中国地质大学925名词解释）国家发布《公民道德纲要》，提出防范网络暴力，提高公民网络道德。请用公共领域、风险社会理论论述网络暴力的表现、根源和应对（2020年武汉大学334论述）
媒介形态即媒介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的外部形态和作为内部结构的传播符号)、生存依据、媒介的传播方式方法(包括受众接受媒介信息的形式和途径)以及由此展示的媒介功能与特征。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媒介形态与旧技术相辅相成发展，共同演进化与共同生存，它从旧的规则中发展出来，而增强了原有形式。与手机和电话相比，增强的就是社交的功能；和电视比增强的就是内容输出的个性化。
媒介在大众传播理论中的角色，结合我国数字媒介的发展环境，谈一谈媒介形态的变化和你的认识（2021年中山大学440论述）
广告媒介形态的发展历程（2021年上师334论述）请论述电视新闻、数据新闻、VR新闻、短视频新闻等媒介形态背后的视觉逻辑（2021年西北大学814论述）
姜红,鲁曼.“线传输”“网连接”“云生成”——数字化进程中媒介形态与实践逻辑的流变[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03):10-18.
王华生.媒介形态与思维创新：新媒介、新尺度、新思维[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05):144-151+156.
“元宇宙”一词出自作家Neal Stephenson的科幻小说《雪崩》。从构词上看，Metaverse一词由Meta和Verse组成，Meta在希腊语中表示“对……超出”，verse代表宇宙（universe），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所谓“超越现实宇宙的另一个宇宙”，具体地说，就是指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运行的人造空间。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元宇宙Metaverse被定义为“一个集体虚拟共享空间，由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和物理持久的虚拟空间融合而创造，包括所有虚拟世界、增强现实和互联网的总和”。互联网界目前对于元宇宙的共识是：它是从互联网进化而来的一个实时在线的世界，是由线上、线下很多个平台打通所组成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和文明系统。元宇宙四大核心属性为与现实世界的同步性与高拟真度、开源开放与创新创造、永续发展、拥有闭环运行的经济系统。
元宇宙（名词解释，清华大学学硕618；内蒙古大学专硕334；南大681）
元宇宙的特征（简答，北京师范大学专硕334）什么是元宇宙，其出现会给媒体带来什么机遇与挑战。（简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硕897）
Facebook改名看法及发展现状，并评论元宇宙的未来（评论，东华mjc440）
喻国明.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J].新闻界,2021(10):54-60.
张洪忠,斗维红,任吴炯.元宇宙：具身传播的场景想象[J].新闻界,2022(01):76-84.
媒介融合最早由美国教授普尔提出，即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从狭义上来说，指将不同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媒介形态，如电子杂志。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融合，不仅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还包括技术融合、平台与市场的融合、组织结构的融合及传播与用户的融合。在当前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传统媒体收到巨大冲击，媒介融合是“媒体转型”的发展方向，而这一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媒介融合的具体表现为从信息采集层面看：新闻采集的跨媒体分工与协作；从媒介形态/技术层面看：多种媒介形式共存，技术壁垒被打破；从传受关系层面看：受众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从传播者层面看：信息⽣产者的多样化；信息把关难度的增加等；从组织架构层面看：传播组织的融合，⾸先表现为媒体所有权的合并其次是运⾏机制的融合，即打破各种媒介之间各自为政的状态。
结合网络媒体的发展和事实，谈谈对媒介融合的看法（2020年西南交通大学440论述）
媒介融合（2021年兰大440名词解释）媒介融合（2021年大连理工440简答）
媒介化政治，即媒体逻辑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干预和影响，如今已经成为各国社会普遍面对的问题。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媒介化政治传播占据着核心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政治能够通过媒介将政治统治及一系列相关策略予以落实。其次，在新媒体时代中，公众往往通过媒介来认识政府的管理工作和了解社会问题。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媒体、各种终端不仅进行着新闻资讯的竞争，更有观点的交锋、价值观的较量。互联网以其共时性、共享性，构成复杂多变的舆论场。占领不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就站不稳新闻舆论工作的新高地，就掌握不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只有利用互联网，存进政治传播的反战，才能让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最大正能量”。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人工智能技术将使新闻生产更加高效便捷，受众行为分析更加精准，媒体传播效果更加优化，它对新闻的内容生产、议题设置、运作方式等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AI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现状、问题及发展前景。（武汉大学专硕材料分析题，2022）
人工智能（东华大学名词解释，2022）请简述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并说明人工智能如何优化新闻报道。（四川大学专硕简答题，2022）
在人工智能时代，评价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学硕论述题，2021）
张梦,陈昌凤.智媒研究综述：人工智能在新闻业中的应用及其伦理反思[J].全球传媒学刊,2021,8(01):63-92.
甘险峰,郭洁.5G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媒体融合的新发展——2019年中国新闻业事件回顾[J].编辑之友,2020(02):75-86.
数据新闻又叫数据驱动新闻。是指基于数据的抓取、挖掘、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的新型新闻报道方式。数据新闻是在大数据的技术背景下产生的。数据新闻是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报道形态，是数据技术对新闻业全面渗透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流程。数据新闻的功能为描述新闻事实；进行事实判断；预测新闻走向；个人信息定制。数据新闻的特征为以服务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公开的数据为基础；依靠特殊的软件程序对数据进行处理，开掘隐藏于宏观、抽象数据背后的新闻故事；以形象、互动的可视化方式呈现新闻。
数据新闻和新闻客观性的关系（2021年同济大学334简答）请简述数据新闻的特征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 （2021年华东师范大学440简答）
2020年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指出，在病毒肆虐的同时还存在另一种“疾病”——“信息疫情”（infodemic），意指疫情中出现海量真假难辨的信息，人们很难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并获得指导。随着网络媒体的不断提速发展，人们更多地通过社交网络平台、新闻 APP 等获取新冠疫情发展的最新动态，其中短视频因其可生动、及时地展现场景，使其传播内容的社会影响力与全民关注度不断提升 。然而，一些自媒体短视频平台上充斥着各种不实信息，不准确的防疫信息会误导人们对疫情形势的判断，引发人民产生恐慌的情绪，进而导致人民出现抢购囤货、医疗挤兑等非理性行为，这些恐慌情绪及非理性行为客观上将很大程度的消解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疫情防控中付出的努力 。加强数据治理和网络治理，对于重大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转等方面，都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结合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谈谈你对信息疫情的认知。结合社交媒体，谈谈信息疫情的传播特点和控制方法（2021年安徽大学学硕实务论述题）
根据流言传播特点，谈谈“信息疫情”产生的原因（2021年西北大学440材料分析题）“信息疫情”下媒体在传播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2022年西南交通大学648论述）
深度造假也称“深度伪造”（deep fake），是深度学习和伪造的混合词，即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实现音频和视频的模拟和伪造。深度造假技术生成的伪造图像和音视频可以模仿目标的面部表情、音色调等细节，产生高度逼真且难以甄别的效果。大多数深度伪造都依托一种深度学习技术——生成式对抗网络（GANs）。这一概念最早源自社交新闻网站Reddit的一个名为deepfacks的用户，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将娱乐明星的脸换到色情视频上，引起热议。在中国，陌陌公司于2019年推出的ZAOapp，被认为也是采用了这一算法。由于合成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度造假正充斥于网络之中，如若不及时处理，最终危害的将是新闻行业的公信力。
算法新闻（algorithmic journalism）又称机器人新闻、数据新闻、自动化新闻、计算新闻，是指“建立在算法、人工智能程序平台以及自然语言衍生技术基础上的新型新闻生产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新闻的文字及部分视觉内容可由算法直接自动生成”。当前，算法新闻在欧美各大主流新闻机构均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智能平台，BBC打造的Jucier，路透社的News Tracer、Open Calais，《纽约时报》研发的blossom，《卫报》研发的open001、《华盛顿邮报》的Truth Teller等算法平台，都为其机构生产了一定数量的算法新闻。算法新闻作为人工智能这一新生技术在新闻传播行业的衍生，法律条文还未能及时作出规制，行业规范也很不健全，抛开现阶段技术本身的问题，单就伦理层面来讲，面临着隐私权侵犯、算法黑箱、价值偏向、缺乏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以及未来强人工智能阶段所涉及的机器伦理等一系列的问题。
算法新闻的内涵和特征（2021年中央民族大学440简答）算法推荐新闻营造信息茧房，弱化了群体间的沟通功能，评析智能算法（2022年湖北大学334简答）
深度媒介可的理解为数字元媒介带来的新传播关系重构整个社会。从定义层面上来说：安德烈亚斯·赫普提出“深度媒介化”的概念来描述更强关系聚拢特质的数字媒介成为媒介的媒介，即一种更高维度的媒介或者说元媒介的这一特性。从表征层面上来说：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平台社会”（乔·范·迪克提出），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重新建构在互联网的新媒介平台上。从意义层面上来说：数字媒介带来的传播革命根本性地重构着各种社会关系、改造着社会的基本形态。
常江,何仁亿.安德烈亚斯·赫普:我们生活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化理论的内涵、方法与前景[J].新闻界,2020(06):4-11.
李翠敏,徐生权.媒介化视域下公共危机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研究[J].新闻界,2019(07):83-90.
信息分化（information divide）也叫数字分化，是信息社会学中一个新的概念，谢俊贵认为，具有两层涵义：一是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涵义，表示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信息差距；二是作为一种变化过程的涵义，它表示社会中信息差距的动态扩大。谢俊贵将上述两种涵义结合起来，给信息分化下了一个定义，是指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有效应用而导出的一种人类社会的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信息分化是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类型和新的社会分化途径，信息分化是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现象，也是社会信息化的必然产物。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与之类似的概念有信息鸿沟、数字鸿沟、信息差距、数字差距等。
陶建杰,林晶珂,尹子伊.信息穷人还是信息富人：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村居民信息分化及政府支持的效应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2,44(02):78-97.
周文杰,包赟琪.信息贫富分化的“时间悖论”——基于个人信息世界边界要素的实证检验[J].图书情报知识,2021,38(06):73-86.
媒介空间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由人们共同参与的媒介活动所形成的公共传播情境以及在该情境中聚合的公共传播网络，例如乡村、社区。并认为其功能主要是信息分享、社会交往、情感维系和文化认同。从这一定义来看，媒介空间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正如卡斯特所说：“空间是一个物质产物，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包括人类——而牵涉于‘历史地’决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因此，媒介空间中的人类活动、行为和运行规则也就具有了社会实践的劳动属性和关系属性。按照索亚“第三空间”的理论观点：“媒介空间中的社会劳动体现着设计者的权力控制，以及权力运作方式。”当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人类劳动中广泛且深入地应用时，所有的社会劳动都需要在这个媒介空间中去想象。可以想象，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导重塑的媒介空间已非过去的空间，而是现在的空间，也就具有了劳动再造的数字化特征。
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34(05):38-42.
刘涛.媒介·空间·事件:观看的“语法”与视觉修辞方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7(09):100-109.
区块链技术（Block chain）是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式，它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具体来讲，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去信任、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开源和隐私保护的特点。区块链可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具体表现为：追溯源头保证信源认证，社会协作推动公民新闻，版权保护促进内容生产，精确数据打击虚假广告等。区块链媒体是以区块链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基础打造的区块链媒体平台。这种媒体运用区块链的分布式、去中心化、匿名、共同维护的技术特征，可以有效解决版权、知识付费等传统媒体长期面临的棘手问题。
“区块链＋”时代下媒体发展的机遇和挑战（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论述）区块链（2021年郑州大学851名词解释）
OTT 是“Over The Top”的缩写，在通信行业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来源于篮球等体育运动，是“过顶传球”的意思，指的是篮球运动员在他们头之上来回传送而达到目的地。OTT是指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发展基于开放互联网的各种视频及数据服务业务。目前，典型的OTT业务有互联网电视业务，苹果应用商店等。OTT TV是“Over The Top TV”的缩写，是指基于开放互联网的视频服务，终端可以是电视机、电脑、机顶盒、PAD、智能手机等等。意指在网络之上提供服务，强调服务与物理网络的无关性。通过互联网传输的视频节目，如PPS、UUSEE等平台的内容传输到显示屏幕(包括电视)上。
边缘计算是指在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侧，融合了网络、计算、存储以及应用处理能力的分布式平台，就近提供智能服务。边缘计算的核心，是将计算任务从云计算中心，迁移到产生源数据的边缘设备上，较之传统云计算，其安全性更高、低时延、减少带宽成本。边缘计算对于AR、云游戏、低时延高清视频流、IoT和自动驾驶等5G应用非常重要，可以有效降低延迟减少网络拥塞。云计算擅长全局性、非实时、长周期的大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够在长周期维护、业务决策支撑等领域发挥优势。边缘计算适用局部性、实时、短周期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能更好地支撑本地业务的实时智能化决策与执行。
喻国明,陈雪娇,卢文婕,曹笑凡.边缘计算、5G与传播的未来融合——试论场景视阈下新闻传播过程的重新构建[J].传媒观察,2019(10):5-10.
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在劳动对象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劳动，是生产信息数据而非物质资料的劳动；在劳动主体和劳动制度上也不同于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而是社会人群在休闲时间及消费领域中的线上活动。尽管广义的数字劳动包括互联网员工的“上班”与一般公众的“上网”，但后者作为当下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平台用户的在线活动作为数字劳动，主要表现为“数据生产”、“众包劳动”和“情感劳动”这几大形式。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数据商品”作为平台用户数字劳动的特殊产品为平台公司所无偿占有和交易，广大用户在平台算法规则的塑造下变成自我迷失和缺乏理性的人，这使用户的数字劳动在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的意义上发生双重异化。
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意涵的提出用以解决当下的此种问题。该概念指的是在人与机器双向传播中，机器逐渐开始扮演传统意义上人类的角色，人与机器之间的传播也会建立和影响社会关系。人机传播视角下的机器，多被视作一种独立的、与人平等的传播主体，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拟人性”,也有研究者将这样的人机传播称为人机交往。当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人机传播视角重新定义传播主体的范畴，以弥补新兴技术和传统传播理论之间的脱节。如古兹曼和刘易斯认为，在NLP（自然语言处理）和NLG（自然语言生成）技术兴起的背景下，机器不再仅仅扮演辅助交流的“媒介”角色，也开始成为动态参与传播的主体，因而有必要反思“传播”的定义。这种反思首先体现在思考机器作为传播者的功能，借鉴传统传播体系中可以用于研究人机传播的理论和方法，并寻求原有研究边界的突破；此外，鉴于传播是一个社会性活动，传播学也应体察智能技术作为传播者与人类的交互在关系层面上的意义；最终，人机传播还需深入到形而上层面，重新审视传统传播理论放置在人与技术之间的本体论鸿沟。
美国国家科学院指出，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的法规和措施等。学界对风险沟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自上而下的信息单向流动到强调信息双向或多向互动交流的演变过程。风险沟通致力于促进风险相关信息在风险管理部门、专家、利益群体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流动，引导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建立起新的伙伴关系，构建彼此间的良性对话。在不同的情境下，风险沟通的策略与方法亦应有所差异。在多数情况下，风险传播与风险沟通并不做特别区分。在有关风险的问题上，显在的事实是，技术评估尽管能够量化可能发生的潜在危害，但社会和政治力量才是能够决定是否接受风险的关键因素。尽最大努力寻求利益相关方的信任与合作，而不是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单向灌输和说服，才是风险沟通的价值和策略指向。
张志安,冉桢.“风险的社会放大”视角下危机事件的风险沟通研究——以新冠疫情中的政府新闻发布为例[J].新闻界,2020(06):12-19.
张克旭.社交媒体在疫情危机风险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73(03):26-35.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发展阶段。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有两层意思∶其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其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也就是物物相息。物联网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广泛应用于网络的融合中，也因此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和传统的互联网相比，物联网有其鲜明的特征。首先，它是各种感知技术的广泛应用；其次，它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上的泛在网络；此外，物联网不仅仅提供了传感器的连接，其本身也具有智能处理的能力，能够对物体实施智能控制。
物联网时代，新闻传播业的变化有什么隐忧（东北财经大学论述2020年334）物联网（2021年西北大学814名词解释）
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大量数据集合。其特点可概括为5V，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低价值密度）、Veracity（真实性）。大数据技术建立在Web2.0背景下的数据挖掘基础上，核心是对以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识别、发掘和利用，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嵌入性和自动化、规模化处理信息的快捷性，进一步将以信息传播等为代表的各类产业能力与创造性提升至新的水平。大数据技术不断渗透到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重树了新闻质量标杆，进一步提升受众反馈的价值，拓展用户分析广度与深度，催生了数据新闻、可视化新闻等新形式，如央视据说春运栏目，采用百度地图LBS，获取国内春节人口迁徙情况的数据，以可视化形式展现了春运，广受好评。但同时，大数据也存在着数据黑箱、侵犯隐私权等负面问题。
请讨论将大数据和计算社会科学引入媒介效果研究有什么优势?（2021年中山大学334简答）
结合新冠疫情的相关传播案例，分析大数据时代健康传播如何回应公共卫生问题（2021年暨南大学334论述）大数据（2021年华南理工大学334名词解释）
媒体智库是整合外部资源的一种模式。媒体办智库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在2013年之前，以内向型研究机构居多，主要为媒体自身发展出谋划策。2012年国家出台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相关政策，媒体智库的功能定位、服务对象和运行机制开始有较大变化。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负责人梅志清认为智库产品是“对公共内容产品链条的延伸。好的新闻产品不一定是好的智库产品，但好的智库产品一定可以产生出好的新闻产品”。智库产品已经成为报社盈利的新增长点。2019年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举办的智库产品发布周将主题确定为“达数明理共建共治”，表明智库型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媒体智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外部机构的协作和支持。如2014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成立南方舆情研究院；2016年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成立封面智库等，都反映出媒体智库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开放性。这种媒体融合转向对外部资源的开发，对于传媒生态和业态的变化影响深远。
曹轲,李晓艺.我国媒体智库发展的挑战与进路[J].青年记者,2022(15):71-73.
沈浩,方蓝燕.中国媒体智库社交网络影响力研究[J].中国传媒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29(02):34-45.
人工智能主播又称AI主播，指的是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t）技术主导下，协同算法程序、语音系统等多种新技术手段研发而成的拟人化仿真主播形象。AI主播的运作流程包括采集端向生成端输入几本数据信息，如新闻稿、播报设置、播报事件等，拟人化AI主播以智能化的终端模拟形象播报新闻。AI主播由于以算法机器背景为支撑，具有相较于传统人工主播效率更高、精确性更强、更加客观和用户匹配性更高等优势，并且倒逼着新闻人提升自身能力。但同时，其也无法具备人工主播所拥有的人类思维，无法适应更为灵活和深度的新闻报道方式以及诸如版权、新闻责任归属等伦理问题。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从业者之间应是相辅相成，共同承担起新闻业的社会责任。
请简述你对 AI 主播的了解，并论述你是否认为 AI 主播会取代线论述）AI 合成主播，材料是韩国首个AI 女主播可24小时一直工作（2021年重庆大学33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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