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圈群文化是互联网媒介文化版图的重要构成，多样化、个性化的网络圈群为洞察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对话平台和交流空间。本文选取叙事分析的质性研究范式，通过叙事内容和叙事评价感知“饭圈”群体及其集群行为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和价值问题。叙事内容呈现了“饭圈”群体媒介镜像的“他者”再现过程，通过媒介叙事的内视角、外聚焦双重维度进行叙事评价。研究认为，话语空间的文化表征、内容生产的文化认同、生产社会资本的文化互构形成了“饭圈”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文化螺旋，是洞察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逻辑路径。通过观察并感知青年圈群的行为之势，把准文化之脉，对于引领与构建青年群体的价值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圈群文化;“饭圈”现象;叙事分析;媒介镜像;文化认同在媒介全球化和社交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多样化、个性化的青年圈群丰富了社会文化实践的形式和内涵，圈群文化是新型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在网络集群行动中的投射。随着网络集群行为和圈群文化沟通活动的日益频繁，各种媒介文化现象持续引发社会热议和媒体聚焦，青年圈群组织从认知建构到行动表达、从话语表征到文化生产的演化路径为洞察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对话平台和交流空间。文化的变迁内嵌于社会结构转型、媒介生态系统变迁和文化权力变革的全过程，可以通过对普泛性媒介文化现象的揭示来客观认知社会转型期的潜隐问题，通过对具象性媒介文化实践的聚焦来深刻诠释媒介文化现象的本体意义。
作为互联网媒介文化版图中青年圈群的一个代表性缩影，“饭圈”是长期流行于青少年群体中的追星文化、粉丝文化、“迷”文化的新形式，是媒介社会化过程中圈群文化演化的新样态，至今依然以各种形式存续并在媒介文化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激活和演化，已成为我国互联网实践活动中的典型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无论是针对香港暴乱事件时守护“阿中”的“饭圈行动”，还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驰援“武汉”的“饭圈公益”，都成为媒介化时代中国青年政治表达和公益参与的标志性事件，折射出当代青年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文化认同及政治参与的新特点、新趋势，为我国互联网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鲜活的研究对象。因此，立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时代背景，观察并感知青年圈群组织的行为之势，把准和切中群体发展的文化之脉，能够为进一步规范青年圈群网络行为、引领青年圈群的价值建构提供思维导图，同时也为洞察我国互联网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动力和阻力提供问题替代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内学界关于“饭圈”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饭圈”现象兴起的原因、追星行为、粉丝经济、人口学结构性特征、群体文化特点、社会大众对“饭圈”的态度等方面，针对研究对象“饭圈”所关涉的具体问题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积累。研究学科视角以传播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主，研究方法以文献回溯性分析、参与型观察方法最为常见。已有的部分研究认为，追星、粉丝、“饭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在
从标签化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判定中逐渐走向成熟[1]，“饭圈”构建出群体专属的话语体系和运作规则，具有建设性和积极意义[2]。心理情感驱动、偶像崇拜、消费娱乐需求、身份认同等是影响粉丝行为、社群文化、内部圈层分化和集体行动的变量。已有的研究视角及富有价值的代表性结论均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论点。“饭圈”现象作为具体的媒介文化实践类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社会时空、文化场域和现实条件密切关联，其载体形式和内容往往具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属性，实践效果通常具有复杂多元性。因此，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能刻板地套用西方经验和理论，更不能用二元视角简单地判定复杂纠缠的关联关系，需要具体而微的精致洞察方能获取其科学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学界的主流观点主张社会学研究应该观照和切中原始的、未分化的、根基性的“生活世界”[3]，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变量如社会认同、文化互构、社会行动等相对而言难以通过量化研究中常用到的变量检验假设方法进行量化或无法精确量化。因此，与量化研究方法相比，质性研究方法主张主客观的有效结合，更加立足于主观、客观合一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在探讨和解决难以量化分析的研究问题时具有内在的优越性[4]。基于此，本文选择质性方法尝试回应和分析“饭圈”现象及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质性研究按照所涉研究问题类别对应不同的分析研究策略，如民族志、扎根理论、常人方法学、参与型观察等方法，本文的研究问题涉及对“饭圈”的现象分析、行为描述和意义诠释等多种类型，因此要突破选择单一质性分析方法的思维框架，叙事分析方法以事件为中心，能够呈现、聚焦相关事件并溯源追踪、集中阐释事件意义，无疑成为开展质性研究的更优选择。
叙事学理论发源于西方，历经结构主义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开始，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发生了以叙述回归为表现形式的历史转向，甚至经济学、法学、人工智能等“准科学”，都开始采用叙述分析作为研究模式[5]。这个转向对当今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人类如何把经验转化成知识，更是关系到人类心灵对自身活动与身份的基本态度。“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社会学”认为事件本身具有反映社会深层结构特征和历史变迁过程的镜像认识论价值，同时事件本身就是变迁的重要起因，这揭示了事件的本体论价值，因此充分考虑历史面向，赋予事件、时间以中心性地位的“叙述性的思考”作为事件的解释框架是社会学研究的应然之举。这与国内学界提出的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应该从“国家与社会”转换为“制度与生活”视角的建构和运用相契合。叙事分析以来源于生活维度的事件为中心，事件推进过程直接表现为行动者之间互为情境的持续互动行为，更深层次则是行动者对不同正式制度与习惯法的身体化的具象实践[6]。以上关于事件互动性、实践性的阐发与本研究选择的叙事分析视角具有相当一致的恰切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叙事分析方法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正是一种认识中国社会维续及动态变迁基本机制、内在逻辑的基本尝试。
因此，叙事分析方法能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思维工具和分析框架，对青年圈群的社会学研究又可进一步反哺叙事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为破解结构主义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以小说为核心体裁、以语言学为主要研究目标的局限，来应对不同学科门类开展叙事研究的实际问题，以挖掘不同体裁文本共同规律，“广义叙事学”的诞生推动叙述转向走向正统的学科建设，并提出了以下两条叙述的标准:第一，叙述主体把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链;第二，这个符号链在观众的理解中具有内在的时间和意义向度[7]。叙事接受者基于符号链阐释叙事主体情节化的事件并完成具有内在时间和意义向度的重构，是叙事分析的内在要义。本研究选取“饭圈”相关的新闻事件信息并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进而对信息的意义作出阐释。具体来看，以“饭圈”群体为叙事人物的相关新闻事件可以组织构建为“符号链”，在公众、媒体、研究者等不同类别“观众”视野中，叙事通过语言的具体化呈现历史经验的“叙述性”，来源于经验细节的秩序、意义、目的等要素赋予事件时间序列属性，这个事件“情节化”的过程就是在经验的时间存在中构筑具有内在意义整体的过程。在叙事逻辑的框架下，可以展现“饭圈”群体及其社会实践事件的时间性变化并重构事件内在意义，具有内在的时间和意义向度，因此符合“叙述性”标准。
在叙事分析的要素构成方面，叙事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是叙事者经验的再呈现，叙事分析的整个过程以关注叙事者经验为基础，包括经验诉说、转录、分析和阅读四个层面[8]。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ov)构建的叙事分析评价模式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框架，侧重宏观结构叙事及其社会功能评价，认为理想化叙事结构由六部分组成，即梗概(Abstract，A)、状况(Orientation，O)、进展(Complicatingaction，C)、评价(Evaluation，E)、结局或故事冲突的解决(Result or resolution，R)、结尾(Coda)，该叙事模式可表达为“A-O-C-E-R-Coda”，已有研究对该模式进行了修正，将密切相关的模块融合或删除，精练表达为“(A)-O/C-E/R-(Coda)”[9]。本文借鉴相关研究中的修正模式，聚焦“O/C-E/R”要素，通过叙事内容和叙事评价两个维度构建叙事框架，以呈现媒介对青年圈群脉动的感知视野。
新闻媒体具有强大的信息组织、生产和传播能力，是公众了解信息的渠道，也是公众参与风险交流、评估与决策的沟通平台，其对“真实”的建构塑造着公众脑海中的“图像”。然而，新闻媒体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组织与生产新闻，新闻是一种再现的文本，是意义的生产者，其对报道对象的形象塑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当“饭圈”群体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聚光灯下时，这些媒体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对“饭圈”及圈群文化的态度也必然嵌入新闻文本之中。通过媒体对“饭圈”现象相关事件的报道，能够透视媒体如何代表主流文化设置相关事件阐释框架，基于媒介镜像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报道和界说，为我们从中感知和解析主流文化与圈群文化的关系状态构建出一个鲜活、线.基于新闻议题共现的“饭圈”群像描摹
“饭圈”现象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普遍又独特的文化景观，是粉丝文化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时空语境下的演化和表征，文化现象与价值性、意识形态性密切相关，对具体现象的分析应置入文化变迁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为保证数据来源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本研究选择国内主流媒体关于“饭圈”和粉丝文化的相关报道作为本文分析数据，探寻和总结新闻报道文本中呈现的议题特点和演化规律。经对新闻文本进行主题词提取、词频统计、词篇共现分析和内容回溯得到五类比较明显的新闻议题共现词云，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词云主题包括以信息产业经济报道为主的相关议题，涉及电子贸易(线上线下)及社交媒体相关的主题;以影视行业为主的文化产业和金融市场领域，涉及与影视艺术流通传播相关的主题;以音乐事业为主的文化产业和金融市场领域，涉及粉丝经济、流量明星和应援现象等主题;与追星行为相关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涉及明星隐私泄露、安全隐患等法律相关问题;与粉丝文化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如网络直播、弹幕和网络暴力等问题。从回溯关于“饭圈”现象的新闻报道主题，大致描绘关于“饭圈”群体的媒介画像，媒体更加偏向从信息产业经济、文化产业和金融市场领域对粉丝经济和消费行为进行报道，抑或是对狂热非理性的追星行为引发的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评介，缺乏对该群体构建的“粉丝文化”的深度报道。
基于新闻议题共现的词云主题从宏观层面描摹出近五年的“饭圈”群体画像，为进一步明晰“饭圈”群体媒介镜像“他者化”的内在机制和外在表现，本研究对相关新闻文本的突变词进行进一步识别和分析。突变词指词频在统计时间窗内存在显著升、降变化的关键词，反映了不同时间窗新闻议题热度的增强或减弱，通过突变词能够追踪相关新闻议题的演化趋势。通过统计2016—2019年间新闻文本中的关键词并进行计量分析，得到与“饭圈”和“粉丝”相关的新闻议题演化词表，如表2所示。
在识别出的33个突变词中，“魔兽世界”是突变系数最大的关键词。分年度词频属性表示该关键词在分年度的词频大小，“0”表示表示该关键词在相应年度未出现，词频越大，表示该关键词在相应年度的新闻议题中越受到关注。从词表的横向时间序列分析，能够显示某新闻关键词的历时性演化过程;从词表的纵向排序分析，能够显示由突变热词所形成的某年度新闻议题分布情况。为确保新闻议题解读的客观性和精准性，根据演化词表回溯相应的新闻全文文本并进行综合分析，并将结果推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闻与传播学、情报学相关领域专家判别，最终识别出近4年“饭圈”媒介镜像的演化特征。
(1)“饭圈”媒介镜像呈现同中存异的历时性演变特征。突变热词指的是词频变化显著，但又相对稳定地出现在统计时间窗内的突变词，对新闻报道的新增议题具有一定的揭示作用。8个突变热词(用户体验、网络红人、传播力、实体店、真金、制片方、网络小说和资本市场)揭示出近4年与“饭圈”相关的新闻报道中的同质化热点内容，具体表现为网红经济、电子贸易和影视艺术流通传播等相关议题。新闻文本议题的历时性差异特征主要表现为每年度的突变热词所揭示的新闻报道的议题偏向，2016—2019年突变词中分年度词频排序最高的依次为“网络红人、罗振宇、登机口、流量”，分别揭示了相应年度新闻报道的热点议题设置，呈现出从关注网红经济、知识付费相关的信息产业经济到聚焦近两年的聚焦追星行为等行为失范问题、流量明星现象的议题演化特征。
(2)“饭圈”媒介镜像呈现社会热点、媒体焦点和网络爆点融合的共生特征。部分突变词随时序演化会出现“消亡”和“新生”现象，这种突变词往往具有较高的突变系数，揭示了相关新闻报道的热点转向。突变词中的“消亡词”共5个，分别为“魔兽世界、优酷、变现能力、第一时间、罗振宇”，“新生词”共9个，分别为“值机、头等舱、蔡徐坤、登机口、流量、受众、航班延误、账号、媒体平台”，揭示了与“饭圈”相关的新闻报道呈现从游戏电影、粉丝电影相关的信息产业经济到更加关注粉丝经济和追星行为导致的社会生活问题的议题转向，经过新闻文本的回溯分析发现，新闻报道的焦点都与社会热点密切相关，当敏感的社会问题经媒体影射就会在舆论的催化和发酵下成为网络爆点。
(3)“饭圈”媒介镜像呈现潜隐性、次生性特征。部分突变词存在随时序演化的“停跳”现象，这种突变词的表现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揭示相关新闻报道的潜在热点趋势，往往是当年的潜在热点或高热度新闻事件引发的次生热点。突变词中的“停跳词”共11个，分别为“广告位、网络暴力、文案、圈钱、选秀节目、影评人、院线、中国电影市场、线下活动、超级英雄、意见领袖”，以上突变词大都与粉丝应援、网红经济、影视艺术流通传播等相关，但值得关注的是，与粉丝现象和粉丝文化相关的“网络暴力、意见领袖”已成为媒体关注的潜在热点议题。
通过突变主题所反映的“饭圈”媒介镜像的演化特征，进一步表明了大众媒体对“饭圈”群体的报道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好，通过新闻报道完成了对“饭圈”群体的媒介再现过程，这种“他者化”往往源于辨识差异，“某些特定的社会行为被打上了‘越轨’的烙印，因而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被含蓄地再现为区别于‘我们其他人’”[10]。因此，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呈现并维护了报道对象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导致“饭圈”群体的媒介镜像通常都与“狂热、非理性”等负面词汇相关联。
新闻文本叙事内容的主题能够反映“饭圈”的媒介镜像特征，媒体的话语运作或隐或显地完成了文本再现和群体形象建构，即新闻报道中的“他者化”。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大众传媒更加偏好通过信息产业经济、文化产业或非理性追星行为的社会问题视角对“饭圈”群体和现象进行论述，虽然对粉丝文化的关注度较高，但大都聚焦于与追星行为和粉丝经济相关的热门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大众媒体对社会现象背后的问题导向意识仍显匮乏，导致对粉丝文化的报道在追求热度方面具足，但对“饭圈”群体的话语表达、情感归属和价值诉求方面关注不足，并且缺乏对该群体的文化逻辑建构和价值实现问题的深度剖析。
叙事评价是叙事主体在叙事过程中所持有的对人物、事件的看法。不同的叙事视角与聚焦产生的叙事评价是立体多维的，而叙述主体与所述事件的位置关系决定了叙事评价效果的差异性。在叙事过程中，可通过叙事人称对表征叙述主体所处的位置的叙事视角与聚焦进行结构化划分，如内视角(聚焦)与外视角(聚焦)。新闻叙事与一般意义的文学叙事不同，新闻叙事视角与聚焦包含着对事件的认知程度、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叙事视角是对事实加工的策略选择，力图通过“谁在看”展示“真实的世界”;叙事聚焦是对本体意义的生产机制，通过“什么被看”投射出新闻事实构建的“意义的世界”[11]。因此，我们将通过叙事视角与聚焦的内外双维进行投射和互释，以最大程度地呈现“饭圈”的真实世界，并努力抵达能够映射事实本质的意义世界。
将“饭圈”群体作为叙述主体，通过新闻报道文本中第一人称限知性叙事的视角与该群体所构建的“饭圈空间”相连接。他们既作为叙事者，又是事件中的人物，叙事动机通常基于切身体验和情感需要，因此可以通过该群体对自我行为的关注和诉说来分析和推断评价结果。
(1)“饭圈行动”是日常应援的缩影。无论是守护“阿中”的集体出征还是“驰援”武汉的公益行动，都是粉丝常规应援工作的一个缩影，是群体购买力和行动力的具体体现。“饭圈”形成了以后援会为中心布局的工作组织，内部有一套完善的行为规则和明确的组织分工，管理严谨、分工明细、各司其事，每次集体应援都是一场集体荣誉的狂欢。“用爱发电”是群体内部的流行语言，意思是为了喜欢的人和事，可以不计时间、精力等成本付出努力。
(2)“饭圈组织”具有自身的监督机制。在“饭圈”群体内部有“饭随爱豆，粉随正主”的说法，粉丝的言行举止都与明星本人形象密切相关，以维护明星形象为中心。粉丝对后援会组织的信任通过实践活动而逐渐建立，后援会工作要接受内外粉丝多方监督，在这种特殊生态下形成了资金流的多方监督机制，打榜投票的数据或公益捐赠明细等账目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
(3)“饭圈公益”因爱而生。集体公益活动是提升明星形象，获取公众认可度的重要方面，也是“饭圈”日常应援工作的一部分，公益行动与正能量偶像的积极引导密不可分。从相关新闻追踪报道和访谈中能够大致了解“饭圈”群体的所想、所感、所为:粉丝团是顶着偶像的名字做事，工作中格外谨慎，从发起、组织、实施、落地、总结、复盘，每个环节、每项资金使用细节都保证公开透明，经得起检验[12]。“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有意义你才去做，而是你做了才会有意义。”偶像易烊千玺说的这句话是V公益粉丝们坚持做下去的动力。是因为他，但不是为了他，我们把当初因他而产生的爱，赋予了更多人。至于外界对粉丝团的看法，不同人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只要做好每一件事，产生更多的正面影响，大家的眼光自然会改变[13]。
新闻媒介并不是简单的信息内容生产和传输，而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经验的转录和分析实现“他者”再现和意义表征。以新闻报道的外聚焦路径，能够通过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方式评价“饭圈”现象。无论从政治性、权威性、影响力等质的角度，还是从规模、发行量、经济收入等量的角度，大众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流的资讯、受众、市场和品牌，能够体现和传播主流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
(1)群体性消费:粉丝经济下的集体狂欢。粉丝经济是大众文化商品化的产物，是以提高用户黏性为中心，基于粉丝和被关注者之间的强关系增值情绪资本，通过粉丝社群进行营销以持续获取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商品运作模式[14]。“饭圈”的群体消费行为因对偶像的情感而生，粉丝具有强烈的消费冲动且不惜代价，在商品购买、社群聚集、线上线下应援的过程中，能够将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内化到组织行为中，可以最大程度地放大“应援”的力量。有数据显示，36%的粉丝表示愿意为偶像每个月花100~500元，相关领域市场规模高达900亿元[15]。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升级迭代、文化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粉丝群体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粉丝经济的商业运作模式渐趋成熟，已成为文化娱乐产业和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高度自组织性:“饭圈”群体的圈层协同。“饭圈”现象衍生出新的文化生态和传播形态，甚至建立了自身的网络规则和话语体系。在社交网络空间里，“饭圈”群体活动往往呈现集群化有序组织状态，群体内部按照不同的身份属性和工作职能进一步细分圈层，依靠社交媒体形成各类应援站、粉丝站，已经形成严密的、具备规律和定式的“自组织”[16]。“饭圈”群体因为对偶像共同的喜爱产生了集体行动，在频繁的应援和互动交流中，有组织有规划，分工明确，实现了群体内部的有序性。正是基于群体内部的这种高度自组织性，“饭圈”群体在集体行动中能够发挥圈层之间的协同效应，表现出极其严密的组织逻辑和强大的执行力。
(3)认知共识:正能量指标的自我规约。伴随着“饭圈”文化日益成熟，无论是官方发布与明星联动的新型主流思想传播方式形成的引导力，还是网络社交平台针对行业所设置的“正能量”评价指标，都要求和促使“饭圈”群体用正能量指标进行自我规约。此外，从心理驱动因素分析，不同粉丝群体之间还存在攀比与竞争机制，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正能量指标已经成为“饭圈”群体内部自我约束、群际之间攀比竞争的重要指标。当粉丝将追星与爱国行动或公益行为高度结合时，公众和大众媒体对相关“饭圈”行动的认知和评价也变得更加多维立体。
“饭圈”的外在特征、行为规则、文化元素等已经成熟定型，“饭圈”不仅仅是一种现象存在，更是一种价值问题的投射，这种价值问题衍生到本体论的层次，则表现为基于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的交融。互联网环境下媒体对各种亚文化内涵的调配作用嵌入亚文化构建的过程中，大众媒体的话语界说和定义偏差塑造了群体的刻板印象，具有商业性的细分媒体更是将风格进一步极化[17]。长期以来，公众对“饭圈”群体形成了行为狂热、缺乏理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刻板印象，但在正能量指标的自我规约下，“饭圈”群体的一系列“饭圈行动”又充满了主流色彩，媒介镜像下的“他者”再现与官方媒体舆论导向密不可分，这与主流机构和大众媒体的主动聚焦、贴近流行文化的取向有直接关系。因此，对“饭圈”现象不能仅仅满足于媒介镜像的事实认知，而应该从当前国家文化生产问题的社会历史语境这一总体视野出发，引入本体层面的价值评价，将“饭圈文化”作为一种总体社会再生产组成部分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进行深入地研判和分析。
“饭圈”具有专属的话语体系和组织运行规则，粉丝是话语的主动生产者和传播者。“饭圈”话语通常用于“饭圈”内部与群际之间对人、事、物的界定和描述，进而构建出具有“饭圈化”特征的话语空间。其词汇形式特点通常采用字母或缩略词，按照词汇功能可进一步划分为属性词汇和行为词汇，属性词汇用于界定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圈内分层;行为词汇用于描述相关活动和事件，可以实现“饭圈”空间的叙事功能。一般来讲，“饭圈”话语的构成要素、语汇特点表现为以简洁的形式、新颖的表达、夸张的效果来实现圈内、圈际之间的交流目的及身份界定功能。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体验性、认知性的认知属性，同时具有社会性、交互性的社会属性，是主体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或语境下，以语言为媒介，基于个体的认知加工机制作用于外界的活动[18]。因此，“饭圈”术语作为一种网络语汇，不仅仅是客体世界发展过程中的语言产物，同时也是该群体主观认知和互联网实践活动中的文化表征，其意义建构过程必然受群体认知方式和社会文化情境的双重驱动作用，具备一定的当代文化发展逻辑的合理性，那么，除了从语汇特征层面对“饭圈”话语的分析之外，更应深层次关注和感知“饭圈”群体的社会认知及话语空间所映射的文化表征。
“饭圈”话语空间可视作基于“饭圈”事件的信息传播系统，包含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传播路径等系统要素，数字媒介技术赋予了语言强大的传播能力，很多“饭圈”术语逐渐公开成为网络流行语汇。网络流行语汇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在语言层面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时代性的文化信息，表征了实践性的文化内涵。英国著名的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教授认为，话语的“民主化”已成为当代社会话语的主要趋势之一并对话语秩序产生了普遍影响[19]。随着媒介生态系统的变迁，公共话语空间进一步拓展，话语主体的身份多元化和话语权力的去中心化、多中心化成为话语民主性的主要表征。媒介化传播环境赋予了普通公众内容生产、传播和评价的权利，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模式下的权利结构关系，社会的结构性权力被多元性身份文化的意义所解构，媒介技术赋予包括“饭圈”在内的各种网络圈群自我展示、情感表达和意见诉求的能力。因此，“饭圈”话语空间承载、融合了该群体的个人经验、性格特质和心理特征，是群体认知能力和社会文化情境共同作用的集中彰显，“饭圈”话语空间已成为粉丝自由表达观点意见和利益诉求的路径，是粉丝社群的情感归属和权力意识在网络空间的投射，究其本质则是群体本我意识外化的彰显。
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媒介生态系统变迁、文化权力结构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社会认同机制、媒介内容消费模式和文化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粉丝文化权利也发生了结构性演变，粉丝在媒介文化消费过程中的主客体身份边界变得模糊，具体表现为消费文化语境中消费结构(客体、需求和主体)的重塑和媒介内容消费模式的变化。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商品的符号价值逐渐高于实用价值，因而对粉丝的消费行为的理解和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粉丝的消费者身份。已有的研究基于消费者粉丝理论对粉丝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消费文化语境中存在作为粉丝的消费者与作为消费者的粉丝两类主体，且粉丝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及行为与粉丝社群网络构建之间存在强关联[20]。具体来讲，作为粉丝的消费者偏重于消费行为即购买力本身，地毯式信息搜集、集邮式消费、消费者共同体身份构建为主要的消费行为特征，具有工具性行为属性;而作为消费者的粉丝则更加注重消费行为所承载的情感资本，表现为宗教式热忱、理性成瘾、文本再生产的消费情感特征，具有表达性行为属性。上述分析为我们理解“饭圈”群体的阶层划分和集体行动逻辑提供了洞察视角，两类主体身份基于不同消费需求呈现消费行为特征和情感特征方面的偏重，在具体的粉丝社群中可以表现为“饭圈”群体内部的圈层细分和职责分工。已有的研究认为“饭圈”群体存在顶层粉丝、核心粉丝和边缘粉丝划分的阶层秩序，由于圈层分化赋予粉丝的权责存在差异，公众和大众媒体对粉丝规范下的阶层流动缺乏足够的观察和认知，逐渐导致对“饭圈”现象和追星行为存在一定的解读偏误，这是造成媒介镜像中“饭圈”群体标签化、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21]，这与本文中叙事内容所阐释的“饭圈”群体媒介镜像的“他者”形象存在一致性。当经由“饭圈”的消费行为投射至群体文化维度的分析时，本研究认为“饭圈”是融合消费行为与情感资本互嵌的、具有组织阶层划分的网络圈群，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行为确认和维护了粉丝的消费者共同体身份，消费共同体身份带来的情感归属使个体的情感资本得以积累，粉丝在工具性行为和表达性行为的转化过程中能够实现群内阶层流动，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得到持续强化，当粉丝的情感资本以文本再生产的方式进行表达时就产生了更高维度的消费文化意义。
随着媒介文化研究从收编/抵抗范式到景观/表演范式的转型，学界研究重点更加关注受众在媒介景观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行为交互和文化建构。从媒介内容消费模式来看，“饭圈”群体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观看者和文本消费者，同时也是能动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文本生产者。粉丝在媒介文化消费过程中将偶像文本作为生产性的、开放性的对象进行文本创作，通过群体特有的叙事话语积极参与内容生产、众创和传播，表现为“参与性、伴生性”的消费文化样态，愈发呈现出对文娱产业现实的、潜在的、强大的经济影响以及创造文化符号、建构话语空间的独特价值。正如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粉丝研究的代表人物亨利·詹金斯所说:“粉丝形成的参与性文化将媒介消费的经验转化为新文本乃至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22]。由此可见，在媒介文化的消费结构重塑环境下，粉丝消费过程中的内容生产行为充分嵌入了情绪资本，基于文本再生产而构建的文化认同是群体内部和群际之间社交需求的“沟通元”，是媒介生态系统变迁过程中粉丝文化权利结构性演变的产物，是“饭圈”群体身份建构和集体记忆的文化表征，更是该群体建构网络空间话语权的逻辑起点和实现基础。
“饭圈”以其极具身份属性、行为风格的话语体系构建起以规则为前提的社会机制场域，不同阶层划分的粉丝能够在一次次的“饭圈行动”中体现其能力和价值，这显示出该群体在文化建构、话语表达和参与政治实践方面的积极呼应和深入探寻，也映射出当代青年的情感需求、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随着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逐渐融合，出现越来越多的紧密连接的网络社群，媒介文化版图也愈加丰富多样。不同的网络社群构建出各自专属的团体结构和社群文化，在满足文化消费、生产、身份归属感、话语权等需要的同时，也在追逐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基于信任、规范与互惠等自愿连接的方式，而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相对缺乏自愿连接的机制[23]。已有的研究认为，媒介化社会带来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产生了细分的网络社群，而自组织性是网络社群传播的特有秩序[24]。“饭圈”就是一个具有高效协同能力的自组织社群，粉丝在媒介文化内容消费和再生产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从个体本我意识赋权到群体文化认同、从原子化无序到集群性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虽然“饭圈”并不具有主流文化所赋予的正式权力，属于小众化的“无权者”，但当其情感诉求、集群行动与爱国主义、公益行为相连接时，当粉丝自觉强调从“乌合之众”向公民身份转变时，就构建起集群行为的合情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当“饭圈”群体拥有在社会文化实践中追逐社会资本的生产逻辑时，就具有了一定的贡献公共利益的能力，表现为在具体的互联网实践中能够改变既定事态或事件进程，进而推动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的生产。
但是，主流文化与小众的、多样的媒介文化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称关系，虽然主流文化占有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地位，但各种形式的媒介文化却构成主流文化具体实践过程的“前见”环境。尤其是媒介化社会的技术赋权使得话语权力的分散与制衡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多元的社会化传播主体与主流的官方传播主体的对话与博弈能力，信息传递和互馈能够彼此影响对方的态度、观点与评价。“饭圈”群体的媒介化刻板印象转变为具有热情、爱国的形象，本身就反映了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因此，社会文化实践不是主流文化单向的诠释和宣告，而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诉求与多元化的行动实践互为情境，其蕴含着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之间互构性、互释性的复杂逻辑建构，其本质是由参与互动的行动者的复杂构成决定的。在多元行动者之间互为情境的社会文化实践中，主流文化不断调整、修正社会文化内部结构性的矛盾，行动者间的话语体系、权力关系、认知结构不断重组和互释，在文化互构的螺旋上升中推动社会文化变迁，这显示了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理论魅力。
本研究在充分论述采用叙事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对青年圈群中富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饭圈”现象进行了分析，探索圈群行为所投射出的文化逻辑和价值问题，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饭圈”媒介镜像下的“他者”群像呈现“狂热、非理性”特征，这与大众媒体在新闻报道和阐释界说中存在议题选择偏向密不可分。第二，新闻叙事的内视角评价认为“饭圈行动”是日常应援的缩影，“饭圈组织”具有自身的监督机制，“饭圈公益”是因爱而生的集群行动;新闻叙事的外聚焦评价认为“饭圈”群体性消费是粉丝经济下的集体狂欢，“饭圈”的高度自组织性源于群体的圈层协同，“饭圈”的认知共识基于群体正能量指标的自我规约。第三，“饭圈”话语空间的文化表征是群体本我意识外化的彰显，内容生产的文化认同表现为粉丝消费行为和情绪资本互嵌的社群力量，生产社会资本的文化互构是由多元行动者的社会文化实践决定的，“饭圈”现象在文化层面的表征、认同和互构形成了群体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文化螺旋，是洞察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逻辑路径。
习总书记将青年比喻为“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无论是立足于历史逻辑的回望，还是聚焦于现实逻辑的考察，青年总是社会群体中最敏感于思潮迭代、文化变迁的族群，一直活跃在思想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最前沿。青年群体的文化诉求、政治参与和价值取向是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成长主题，与国家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虽然互联网媒介文化的版图仍将持续演化，但其不可能完全脱离我国网民群体结构的基本盘，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饭圈”这面多棱镜能够折射出当下社会转型期在经济、社会、文化及家庭教育中的问题，对于多样化媒介文化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应该参与到更广泛、更鲜活、更感性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对话之中，去捕捉、感知多样化青年圈群的生活图景和精神脉动。在主流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互释与互构中，对青年圈群给予足够的人文关切和科学的价值引导，防范可能出现的“行为失范”，规避可能存在的“集群盲动”，消除可能滋生的“价值偏离”，使其成长为真正具有建设性、富于生命力的正能量群体。
[1]丁佳，刘海荣.“脑残粉”不脑残，粉丝群体“守护”偶像共同成长—以TFboys及其粉丝社群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7，8(10):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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