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戏曲是人民创作的综合艺术，是最具中国特点的戏剧艺术。它综合了诗歌、音乐、舞蹈、曲艺（说唱艺术）、美术、杂技、武术以及各种表演动作和表情的多种艺术技巧，经过一两千年的历史发展，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至今共有三百多个剧种”。

　　在这三百多个剧种中，京、评、越、豫、黄梅位列前五。其中评剧是仅此于京剧的第二大剧种。作为地方戏的一种，评剧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时期的冀东大地，渗透着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趣味和审美方式，体现着当地人民的淳朴、豪爽。

　　早在19世纪末，河北唐山一带的贫苦农民农闲时以唱莲花落谋生，并逐渐形成了一批专业的莲花落艺人。莲花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说唱艺术形式，由此也成为了评剧诞生的基础和母体。之后，关东蹦蹦戏进入关内，河北的莲花落艺人迅速的吸收了这种艺术，创作并演绎了《王二姐思夫》《丁香割肉》等一批优秀的剧目，这些艺人随后又从农村演出转向大城市。

　　1901年，冀东莲花落班社首次进入了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天津，但是没有得到统治上层的认可，他们之后在城市“边缘”演出，之后他们又几次入津，得到了下层民众的热烈追捧，就这样作为下里巴人的莲花落打开了天津的大门。不仅如此，莲花落艺人常常入东北演出，《杨三姐告状》、《黑猫告状》等一批脍炙人口的剧目也相继诞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莲花落艺人大量涌向南方，在上海、杭州、南京、重庆、成都等地演出，并首次被媒体冠以“评剧”名称。总的来讲，学界一般将评剧的产生分为四个阶段，即对口莲花落阶段、“拆出”阶段（对口莲花落因受东北二人转影响，特别是接受了它的“拉场戏”这一表演形式，将“对口”的唱、白拆开，将故事分成场次，并改原来第三人称的叙述为第一人称的表演，称为“拆出”。）、唐山落子（即平腔梆子戏）阶段、奉天落子阶段、评剧阶段。

　　1909年，莲花落班社“庆春班”在唐山永盛茶园首演成功，被评剧界专家确认为评剧正式诞生的标志。

　　评剧融入多种要素于一身，集百家之长，故而也改编了许多原有艺术形式的剧本并创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新作。据统计，仅在“拆出”时期，乡土文人就创作了《打狗劝夫》、《小姑贤》、《斩窦娥》、《思夫》、《回杯记》、《黄爱玉上坟》、《刘金定观星》、《丁香割肉》、《刘公案》、《马寡妇开店》、《小借年》、《秦雪梅吊孝》、《朱买臣休妻》等剧目71种，可见评剧的创作繁荣。

　　评剧以唱工见长，吐字清楚，唱词浅显易懂，演唱明白如诉，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的民间味道。它的形式活泼、自由，最善于表现当代人民生活，因此城市和乡村都有大量观众。

　　评剧唱腔是板腔体，有慢板，二六板，垛板和散板等多种板式。解放后，评剧音乐，唱腔，表演的革新取得显着成就，特别是改变了男角唱腔过于贫乏的弊病，男声唱腔有了新的创造。其表演艺术虽吸收了梆子、京剧的身段、程式，一度出现京剧化的倾向，但仍保持着民间活泼、自由、生活气息浓郁的特点。

　　善于表观现实生活是评剧的一个传统。辛亥革命后，成兆才依据当地的时事新闻创作和改编了《杨三姐告状》《黑猫告状》《枪毙骆龙》《枪毙骆虎》等，基本上奠定了评剧以演现代剧目为主的特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评剧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时期，演出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现代戏，如小白玉霜和韩少云主演的《小女婿》、新凤霞主演的《刘巧儿》、《祥林嫂》、《小二黑结婚》以及《金沙江畔》、《夺印》、《野火春风斗古城》；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山里人家》《疙瘩屯》《黑头与四大名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优秀现代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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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在定都长安以前，曾以洛阳为短暂的都城，对此《史记·高祖本纪》有记载：“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其中的“雒阳”就是指洛阳。

　　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莫过于周朝，虽然西周最初定都为镐京，但到周成王时期就将洛阳建为东都，东周时期周平王彻底将都城迁到洛阳。

　　由此可见，在洛阳长期作为周王朝的都城而存在。所以汉高祖刘邦一开始想将都城定为洛阳，也是希望这块儿风水宝地能给汉王朝带来好运。

　　希望汉朝能长久，自然不希望把它建在“短命”的地方，而汉朝之前的秦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但它寿命之短暂令人惋惜：只活了短短十几年。甚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小诸侯国的寿命都比不上。

　　而短暂秦朝的都城就是咸阳地处的关中地区。虽然秦朝灭亡不能归因于都城风水身上，但新建立的王朝都希望有个好兆头，所以刘邦一开始并没有考虑短命亡都关中地段里的长安。

　　除了希望能有个好兆头之外，刘邦部下的意愿也是一开始定都洛阳的重要原因。刘邦的部下大多来自古时山东，如果让他们在洛阳和长安中选择，他们更倾向于选洛阳。

　　因为汉朝时期的山东，跟我们现在说的山东并不是一回事。古时山东指崤山以东，而崤山不在今天的山东省而是在河南西部，洛阳亦在河南西部。

　　自古以来“事少钱多离家近”都是人们找工作的重要标准，同理，刘邦的部下大多来自肴山以东，自然会将离自己家乡近的洛阳列为都城首选，而不会考虑离家远的关中长安。

　　从洛阳迁都长安，是因为有人跟刘邦分析了长安比洛阳更适合做大汉都城的有利之处，以及定都洛阳的弊端。

　　需要说明的是：两个城市的利弊只是相对的，只是具体情境下的利弊，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孰优孰劣。

　　长安作为都城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上。而这样的地理位置满足了军事作战需求。

　　比如长安东边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崤山和函谷关，进可以控制东边的诸侯，如果打不过退可以据险而守；南靠秦岭山脉东南方向是武关，西南方向有号称“西北咽喉”的大散关。

　　西倚陇山西北方向是萧关，可以阻挡从泾河进入关中的敌军；北边的黄土高原，因其地势沟壑纵横可抵御北疆的匈奴势力。

　　相比较而言，虽然洛阳也有成皋、肴邑、黄河等可以据守的险要地势，但这些屏障并不难攻克，且在久攻之下必定失守，而且洛阳所处的位置容易四面受敌，腹地不过方圆百里，万一敌军入侵则很难有回旋的余地。

　　长安地处的关中，腹地广阔沃野千里，即便被攻克仍有广阔的汉中、巴蜀地区来退守和周旋。

　　话又说回来，相较于一马平川的洛阳，关中地势较高，敌军进攻时只能采用仰攻的作战方式，除非敌军数量非常庞大，否则一般在占领居高临下的战略位置时，敌军仰攻很难取胜。

　　长安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但满足军事防御的需求，还能满足大汉子民生存发展的需求。

　　长安不仅腹地广阔，而且历经秦朝数十年的耕耘，土壤肥沃，且南有巴蜀之饶享受农产，北有胡苑之利汲取畜牧业产品，为以后大汉人口扩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正因为以上优势，所以有高人说如果将都城定在长安，就相当于打架时扼住了对方的咽喉，继而击打他的脊背，抓住要害自然走得长远。

　　历史也证明，在后来汉初刘邦平定异姓王内乱，汉文帝时期平定济北王、淮南王叛乱，以及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中，长安的地理优势就凸显得淋漓尽致。

　　说服刘邦定都长安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娄敬，另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谋士张良。

　　虽然张良的名气远大于娄敬，但定都长安这个主意一开始却是娄敬提出来的。相传娄敬提议定都长安时，只是一个齐国的戍卒。当时他正被发往陇西戍边，途经刘邦所在地洛阳，于是求虞将军引荐去拜见刘邦。

　　娄敬一开始并没有开门见山地建议刘邦定都长安，而是先揣测刘邦定都洛阳的初衷：是不是为了像周朝那样兴隆？

　　得到刘邦对此问题的肯定回答后，娄敬继续分析周王朝之所以兴隆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洛阳的地理位置，而在于数百年来以德治天下，四方诸侯都愿意前来归顺。

　　但以德治天下是周王朝面对的现实，而刘邦面对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不能照搬照抄周王朝定都洛阳。

　　刘邦面对的具体情况是：新的汉王朝刚刚建立，战事还未完全平息，还没到指望像周朝那样不靠险要地势以德治天下的境界。这个时候要保护娇弱的新王朝，需要靠武力和险要的地理条件。

　　紧接着娄敬又列举长安地理位置有利于军事进攻防御的优势，而这些优势是洛阳并不具备的。

　　刘邦听了娄敬的建议，心里已有几分认同，但没有立即采纳，而是询问周围大臣们的意见。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刘邦部下大多来自山东（崤山以东）而非关中，所以纷纷反对。

　　张良的支持让刘邦彻底下了决心定都长安。由于在此之前，娄敬已经为说服刘邦打好了引入话题的铺垫，所以张良此时就不需要像娄敬那样说那么多了。

　　张良只是表明了支持定都长安的态度，同样列举了都城定为长安的好处，即“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以及定都洛阳的弊端，即“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

　　综上，娄敬和张良在劝谏刘邦定都长安一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二人定都标准是考虑到当时汉王朝实际问题的务实之举，相形之下，刘邦原本定都洛阳的想法则略显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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