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中国互联网舆情，在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和某些看似“躺着也中枪”的偶然遭遇中，触及了现阶段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廉政、城乡融合、民众政治参与等社会深层问题。能不能较好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冲突，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和最紧迫的任务。
在网络媒体越来越发达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的话语权实现了空前的普及，社会各阶层都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喊话”、表达个人观点。一些社会事件一旦上网曝光，网络舆论就成为事件发展的最重要推手。
现阶段行政监督机制低效，法律作为利益调节的底线保障也时有失灵，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弱化，新闻的“异地监督”受到遏制，互联网也就成了表达利益诉求的几乎唯一顺畅通道。一人爆料维权，众人“围观”，互联网成为展示伤痕和互相取暖的地方，也经常变成倾泻“仇官”、“仇富”等负面情绪的“垃圾箱”。
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借助互联网频繁发言，关注时事政治，热衷于“观念启蒙”，延展其影响力。在网络上表达观点，博得共鸣，从而延展其影响力。“公共知识分子”在网上发言时十分自信甚至自负，但对社会的冲击力其实有限，如把微博视为异己反对力量的大本营，这显然是误判。
动车追尾事故成为一个契机，推动中等收入阶层集体登上网络舆论平台。这个阶层过去一般不介入时政议题。但往年的职业病、矿难等热点事件伤害的都是低收入群体而此次动车事故却伤害到中等收入阶层，不仅因为他们是动车乘客的主体，也因为铁道部为急于恢复通车而出现严重的事故处置不当，侵犯到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人群的安全感和尊严。以演艺明星为代表，中等收入阶层变得激动起来。在“7?23”动车事故中，一些演艺明星的舆论影响力，整体超过传统的学者、作家群。中产阶层对公权的质疑和离心倾向，值得为政者警思。
高收入阶层，如一些房地产商人、投资家等，也在网上十分活跃，其微博粉丝都在百万以上。他们虽不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具有完整的政治诉求，却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情感，对年轻一代网民有很强的人格感染力。
2011年连一些官方背景人士和机构也找到互联网“发声”，试图推动解决体制内难以处理的问题。10月，网友“御史在途”（湖南省纪委干部）微博叫板长沙县领导。11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人民邮电报》和其官方微博共同发声，反驳中央台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价格垄断的报道是“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2011年11月初，网友曝料，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监测站显示北京空气污染已达“危险”水平，但北京市环保局同期数据显示，北京的空气污染水平为“三级轻微污染”，双方数据的巨大反差引发各方争议。孰是孰非是个很专业的问题，姑且不论，但从网上舆论的倾向性看，美国使馆的数据得到了更多网民的认同。
在温州钱云会非正常死亡案中，尽管目前完整的证据链支持这是一场集中了太多巧合的交通事故，但多数网民就是不相信。在目前官民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钱云会案被网民“合理想象”和无限放大，成为草根民众维权无望和基层政权“黑恶化”的标本。这样的妖魔化印象不消除，对基层官民关系将起到恶劣的示范效应。此案也有一个亮点，就是温州地方政府包容一些知名网友组成“公民调查团”进村实地勘察。虽然网友调查对此案还留有诸多疑点，但无一人公开支持网上的基层干部涉黑谋杀假说。
在突发事件中，网民渴求真相、“全民侦探”，与一些政府部门试图掩盖真相的拉锯战，远没有结束。在一些地方，政府信息不公开依然是常态，公开是例外。近年来年轻干部晋升，即使被证明符合组织程序，也一再受到网民质疑。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在微博上感慨，政府部门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尴尬，即“一旦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修复和提振政府的公信力，是舆情应对的关键。
（三）社会诚信成年度最热议线年，由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形象危机，小悦悦事件引发的社会冷漠之争，一次又一次地击穿了社会伦理道德。
“郭美美Baby”以“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炫富，引爆了公众对官办慈善组织的质疑和深深失望。本来在微博，转发数通常高于评论数，因为转发用鼠标即可，评论则需敲击键盘。但在中国红十字会官方微博，发布红十字会秘书长答博友问时，转发数4.5万次，评论数高达23.6万条。
小悦悦的街头惨祸，更是震惊了全国。截止到11月10日，仅新浪微博相关贴文，在事发不到一个月内就突破了450万条，而2010年很多热点事件的微博才几十万条。
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以及街头扶老人被讹诈的案例频出，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1年9月发布的一项“舆论信心指数”调查表明：面对是否扶摔倒老人的话题，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会扶起跌倒老人，但对于是否鼓励自己的孩子扶起老人，却表现得消极迟疑，而对于社会诚信的整体印象，受访者也是非常不乐观。
2011年，在一些地方，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加剧，从县域到省城，一个小小的摩擦，如车辆剐蹭，甚至一则谣言，都可能导致街头瞬间的民众聚集。整个社会的容忍度和包容度下降。大连PX项目引发群体聚集和临沂“陈光诚事件”引发探访热潮，表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开始溢出互联网，成为现实社会的某种行为艺术，以“集体散步”、“集体游行”等方式，向政府表达民众诉求。5月26日发生的抚州爆炸案，则标志着近年来的民众维权到了某个“拐点”，从被强拆的业主龚福珍、农民工职业病患者“开胸验肺”，民众选择了玉石俱焚的暴力表达。
这种对抗性的加剧，在网络虚拟社会中也有体现。热点事件中，网络舆论的“标签化”情况越来越严重。比如在药家鑫杀人案审理过程中，由于其父曾是部队派驻军工企业的军代表，因而他被贴上“官二代”、“军二代”的标签，网民唯恐药父干预司法，因而不分青红皂白对其进行咒骂，甚至扬言“药家鑫与法律，药家鑫与中国，只能活一个！”
在现阶段，总体来看，社会矛盾的激化，还不具备社会全面对抗性质。对于往下的过激行动乃至暴力表达，必须依法管理；另外，政府不能罔顾网络汹汹民意，或麻木不仁或一味打压而不正面回应，基层政府需要表现出政治家的气度胸怀和远见卓识。
2011年，热点事件爆发的地区差异有所缩小。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热点事件仍然频出；另一方面，在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6月份在不到半个月之内接连发生了“潮安事件”和“增城事件”两起震惊全国的重大群体事件，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也在10月底发生了暴力抗税事件。
传统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也较先进，很多问题能都被及早发现、妥善处置。但是，2011年以来，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国内的经济形势也趋于严峻，通货膨胀加剧，就业形势吃紧，导致发达地区的，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基本生活困难，外来民工不能享受本地经济发展的成果，与本地人及政府的矛盾激化，从而极易引发大规模的社会事件。在网络上，这些事件也具备广泛的传播力和一定的传染性，打破地域限制，影响全社会的舆论环境。
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网络舆论就是检测和研判这些“突出问题”最新鲜、最丰富的信息源，借助互联网唤醒和激活我们的体制机制，改进公共治理，撬动民间社会，促进官民沟通，是当前成本最小、风险最低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互联网作为个人、民间组织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力量，改变着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尤其是日益发展的微博，已经成为倒逼政府转型的最大社会推手。 201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要求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这表明，中央对重大事故的态度是不包庇、不隐瞒，要让社会关心的问题得到正面的回应，而绝对不是让社会上出现的批评声音沉没下去。
近年来，政府在突发事件应对和舆论危机管理方面的最大进步，就是逐步认同了一个观念，即事件处置第一位，舆论引导第二位。在突发事件中，媒体和互联网既不是事件的起点，也不是终点，诚恳回应民众利益诉求是根本。以“7·23”动车追尾事故为例，如果说出现了公共危机，那么第一责任人就是铁道部，其事故处理不当是根本，其次才是检讨媒体、互联网的管理和“舆论引导”的问题。
公共治理，说到底是政府超然于不同利益群体之上，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准则，妥善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化解社会矛盾。对于转型期错综复杂的“问题”，既要弄清“怎么看”，更要明确“怎么办”。“怎么看”是舆论引导，“怎么办”就是解决问题。“怎么看”固然重要，但“怎么办”更为关键。处理热点事件，不能过度依赖“通稿”式文宣和灌输式“舆论导向”，而需多个部门携手联动，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现实矛盾。
目前多数政府部门遭遇突发事件和舆论质问时，已经习惯于双管齐下：一边对媒体报道和互联网舆论“灭火”和“造势”，一边迅速解决舆论关切的实际问题，安抚当事人，甚至在事发24小时内即对不当作为的官员“问责”。
从2010年起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纷纷开设机构微博，2011年，政务微博的发展 “提速”，不仅数量大幅增长，而且在微博使用能力和技巧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本来微博属于网友个人发布信息和意见的“自媒体”，政府和领导干部把它变成了“网上机关报”，一种与民众互动的“公媒体”，把党的“群众路线月，仅在新浪网上，就有超过12000个政务微博，覆盖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
在政务微博中，公安微博最为活跃。据公安部9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公安微博研讨会统计，各级公安机关在新浪网、腾讯网开设的政务微博已经有4000多个，经过认证的民警个人工作微博则有5000多个。北京市公安局的“平安北京”微博开通一年来，已收到网友评论留言超过18万多条，广东省公安厅微博关注者已突破440万人。在地域分布上，则逐渐呈“百家争鸣”之势。东南沿海地区的机构微博继续活跃，浙江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已全部开通官方微博，南京市政府出台文件要求，“对于灾难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件发生后一小时内或获得信息的第一时间，进行微博发布”，山东菏泽牡丹区21个乡镇和34个区直单位集体在微博上实名亮相，开创县级政区整体开设官方微博群与民众互动的先河。在中西部地区，机构微博也屡出新意，宁夏银川120余个政府机构集体入驻新浪微博，因银川政务微博反应迅速、处理及时，有网友赞其为“史上最有爱、效率最高的政务微博。
如果说政府已经习惯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社会阶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合作，那么，在互联网“大众麦克风时代”，政府还得习惯与一个对公共治理“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新意见阶层”共处，构建“网上统一战线年，依托于互联网，知名学者、记者等发起两场声势浩大的“微公益”活动，均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一是“随手拍解救儿童”活动。该活动的微博1月开通，到11月已累计发布各类信息近6000条。公安部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各级公安机关对网友发布的信息进行核实和处理，随后公安部启动全国范围内的打拐专项行动，实现了网友微博与警务微博、网络线索与线下出警的互动。二是为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的网络公益项目，该项目现已为百所小学两万名孩子提供了午餐。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为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按照每天3元的标准，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网络“意见领袖”和社会“自组织力量”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成长，得到了政府的包容和回应。虽然有些时候，他们的声音与政府不尽一致，但总体上看，他们是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无论是眼前的“维稳”，还是长远的“公民社会”建设，政府需要与他们联手，一起来解决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
五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禁止网上黄赌毒泛滥，规范和打击网络“水军”，堵截恐怖势力借新媒体兴风作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总结的思考。一个核心问题是，不断强化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让政府扮演全知全能的网络警察角色，以“有形的手”强力扑杀网上各种“有害信息”，还是充分最终网络传播规律，更多地以“无形的手”调节网络舆论生态，发挥互联网的自我净化的功能，推动网民在网络社区实现“自律”和“自治”。总的来说，在互联网舆论方面，单一威权手段更容易激起网民的抵触心理。对于“未知超过已知”的互联网，更需要找到自身的制衡力量。（一）“微博辟谣”，健全网络舆论对冲机制
互联网信息传播，能量越大，责任也越大。特别是在微博上，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恶意炒作和谣言也传播开来。2011年，网上就出现了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第二次“病故”、广州眼癌女婴的母亲闹市跪行救助、“宁可为妓、绝不为师”的杭州“西子可儿”、“南昌大桥数百人自杀”等谣言，给公众与社会和谐带来困扰。如何廓清意见表达和侵权等不法行为的边界，维系网上清明理性的讨论氛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一些网站运营方、民间机构和专业人士已经行动起来，借助调查研究和专业知识，甄别网上流传信息，以微博账户进行“辟谣”，为某些情绪化的舆论热点降温，让意气风发的“意见领袖”发声时多了一份谨慎。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网络舆论场应该形成这样的制衡和对冲机制。
5月18日，互联网成立了微博“辟谣联盟”。此事在网上一直争议不断。支持者认为，微博似乎已成为假新闻的最大滋生地，需要一个核实求证的力量存在。反对者则认为，“微博辟谣”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是用传统思维来框定新事物，总认为某一个人可以成为真相的把握者、揭示者，但是这种人是不存在的。在探寻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有一些偏差是非常合理的，不该用“辟谣”方式去阻塞、打击公民揭示真相的热情，否则将不利于揭示真相。更多的网友则希望，辟谣同时针对民间的“谣言”和某些政府部门掩盖真相的“谎言”，有时“谎言”恰恰是“谣言”赖以滋生的土壤。
新浪网在2011年岁末设立了“微博辟谣”官方账户，现已发布越250条辟谣信息，粉丝62万个。新浪辟谣小组每天收到的求证和举报信息过百条。忙的时候甚至需要30多个人同时工作。造谣者被证伪后将暂停发帖和“被关注”功能。
说到底，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有赖于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武侠小说家金庸两次“被死亡”谣言，发端于微博，也迅速消解于微博；日本地震后的中国抢盐风波中，微博成了辟谣的主力。可见，网民的自我管理、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发挥得好，有助于克服公权的缺位和越位。对政府来说，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彼此竞争，才能让网络的自我净化机制效能最大化。
微博的媒体特征和时政色彩过强，让网络舆论显得过于干燥，甚至带有某种火药味。在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平台上，能否引导话题的均衡分布、张弛有度，是消减这种火药味的一个关键。应当在时政话题之外，增加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内容，减少网络上的火药味和对抗性。
设法调节和改善网民的空间分布，倡导网友社群的多元化，也是消减网络舆论的火药味的重要途径。比如，包容和鼓励激进网友从某些封闭式的讨论圈子如“墙外”的微博客“推特”转身，回归国内公开的言论平台；在微博客的冲击下留住论坛/BBS和个人博客网民，鼓励在思想文化层面深入探讨的BBS和博客原创帖文；鼓励微博多链接报道和博客贴文，克服碎片化信息的局限性。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引学术文化之丰沃甘泉，灌溉文化土层相对贫瘠的互联网。鼓励学术界、出版界等传统文化精英更多地“触网”，给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和好勇斗狠的网络口水战，带来深厚的文化积淀。
网络科普也是培养国民科学理性的重要手段。民间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会”，相信科学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就像味道鲜美却又不方便吃的坚果，而他们要像松鼠一样，把科学坚果外层的硬壳剥掉，把味美的果肉献给大众。其圈子成员联手建立的科普博客，曾入围“2008年全球华人部落格最佳博客奖”，其官方微博粉丝有43万人，在豆瓣网也设立了讨论组，还有一个关联网站“果壳网”。中国科学院则开设了科学传播门户“中国科普博览”微博，中国地震局主办了“中国地震科普网”微博，只是影响有待扩大。
现阶段，网民约占全国人口的1/3。其中，上网发帖、回帖的，占网民数的31.7%,占全国总人口的10.6%。也就是说，经常上网“发声”的，只有约一成的中国人；而近九成的中国人在网上是“无声”的。网民还带有偏向年轻、高学历、低收入、城镇人口的特征。
为促进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和覆盖全社会的民主政治，需要鼓励不同的人群都上网，表达利益诉求，开展平等对话。目前中国社会的两极，中高层领导干部、中高收入人群普遍习惯于上网“看帖不回帖”，而农村留守人口“386199部队”也缺少上网表达的机会。只有鼓励广泛协商对话，才能为社会去塞求通、活血化瘀。
实践证明，允许不同声音的充分表达和自由讨论，将有助于网络舆论的生态平和。
面对网络“自媒体”的挑战，传统媒体顺应潮流，在博客特别是微博开通了官方账户，发布或预告传统媒体上刊登的内容，以及传统媒体上没有发表的新闻信息和评论。记者更是纷纷涌上微博，不仅为获取新闻线索，而且通过自身掌握的信息优势对外传播信息、发表观点，扩大自身影响力。由此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记者在“自媒体”上发言，不受传统媒体发稿一套严格的审核流程的制约，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目前一些经过实名认证、标注从业媒体的记者微博，虽然声明自己的言论与所在单位无关，但是受众通常不会把记者与其所在媒体截然分开。
一些体制内媒体着手研讨制定记者微博使用规范，基本思路是：标注媒体名称的记者微博，以及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需经过本单位备案同意，其所发表的言论应对所在媒体负责。
2011年7月间，成都64岁退休老太胡丽天，从2003年开始报名参加省、市各类听证会23场，被网民称为“听证专业户”。然而，有细心网友调查统计了成都历次听证会的报名人数，发现胡丽天很有可能不是“政府的托儿”，而是听证会的感召力太小，以致参与者总是一群退休老年人。还有网友反思，老太太是“建设性的参与问题”，而网上有些人是“除了批评无所行动”。
2011年，一些草根百姓和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宣布自荐参选人大代表，引起基层政府的担忧。但在云南曲靖市，市政府的官方微博“微博曲靖”，6月17日打破常规，发帖介绍本市一位自荐参选的市民蔡馥敏。47岁的蔡馥敏开设博客、微博客，关注家庭、教育、医疗、劳动就业等问题，并自警道：“我们每一位想为国为民分忧的人士，很多时候，先看看法律法规，不要随意而为。”网友称赞：曲靖市委、市政府包容基层民主的尝试，有利于重构新中国基层政权的神经末梢，融洽官民关系，最终有利于基层维稳。
从根本来说，疏通公民现实的政治参与途径、健全法制，有利于减轻网络舆论关注时政所承载的社会压力。
六2012年网络舆情展望（一）微博客达到巅峰，部分网友回归BBS和博客微博经历了两年狂飙式的发展，也凸显出其自身的一些硬伤。平台不均衡，推广发展基本靠资本支撑，一旦运营商的资金不足，势必会对其发展速度造成影响，目前微博巨头新浪的财报已经显示出这样的隐忧，而微博的信息空心化趋势使得其衰退存在可能。为了增加自己的粉丝数，不少网友都选择了尽可能多地增加关注者并增加转发量，这样的信息爆炸已经远远超过了个人的信息承受极限，从而使关注流于形式化。运营商的推广力度一旦减弱，对民众的微博热情必然造成较大影响。
微博用户以碎片化的时间追踪碎片化的信息，微博140个字无法承担讲述完整事实的功能，更何况，只有那些极具冲击力的信息才能吸引眼球。这也从另一个方面造成了微博舆论环境流于猎奇、浮躁和盲目，人们来不及考证，或者无法考证事实及其来源，使得谣言和非理性情绪大行其道。基于以上原因，人们将会重新认识到论坛/BBS和博客的优势，为了深度思考和情感沉淀回归，同时轻博客将会在2012年进入大众视野。
社交是网络生活的重要内容，而网络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交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的网络平台承载了社交功能。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这种社交方式越发便捷，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会异军突起。目前在推客、切客、微客，各种“潮人”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着自己的梦想。米聊、微信、口信等的出现开始挑战中国移动的飞信业务，移动互联网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各种移动应用也使得人们的移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随着3G网络质量的提高和资费的下调，移动互联的人数会在2012年大幅增加，从而实现电脑上可以做的，在手机上同样都可实现。与此同时，云技术和三网融合的推进也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无限想象。
网络时代，传统媒体面临挑战，单一依靠一种传播方式生存越发困难，报纸推出PAD版，电视台开到了网上，广播也加强了网络互动，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开始组建传媒集团，向全媒介进军，加入数字出版、网络电台、电视商城以及杂志礼品等。而传统媒体本身，为了跟互联网“争夺眼球”，也在根据自身特点对内容进行深度耕耘，互动性增强。同时，随着广电系统规范和限制娱乐项目的政府在新的一年里执行，电视节目的可看性必将受到一定的影响，会使部分电视受众转向网络，通过网络视频集中观看节目。
预计今后几年，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政府社会管理的创新，各类网络热点将持续升温，民众通过网络拷问政府部门的频次和深度日益增加，迫使政府不断提升回应速度和回应质量。网络“围观”正在改变着中国。2012年，中国、美国、俄罗斯等重要国家都将进行政府换届，世界经济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回暖，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多米诺骨牌”效应尚未完结，这些都将引发中国民众对国内国际政经话题的关注。而挂在年轻人嘴边的“2012”（玛雅传说中的“世界末日”）担忧，在错综复杂且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面前，可能成为一种并非虚拟的话题，在网络上还会有各种谣言和恐怖的反应，并有可能蔓延到现实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