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月秋、闫彩琴指出，我们要以习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在弘扬海洋生态文化层面，深入挖掘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海洋生态文化资源，特别是能够体现人海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审美观与文化心理的重要成果；以现代文明理念、现代科技手段、现代传播方式弘扬海洋生态责任意识、海洋生态价值意识、海洋生态发展意识、海洋生态协调意识。在创新海洋绿色发展路径层面，强化海洋经济发展的红线设定，统筹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保护问题，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坚持绿色发展，创新海洋生态技术，大力发展海洋环保新技术，发展海洋数字经济，积极探索推广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在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层面，统筹陆域与海域、海岸带和海岛、近海与远海的开发建设，杜绝陆地污染物盲目排入海洋，避免海洋成为“污水池”；建立完善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并进一步加大海洋执法力度，严格海洋执法监督，探索推行跨部门海洋综合执法。在深化海洋生态保护国际合作层面，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修复、海洋垃圾治理、海洋防灾减灾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把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契机，积极融入联合国“海洋十年”行动，深化与沿海国家在海洋环境监测和保护、科学研究和海上搜救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王庆表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金融力量。一方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绿色金融产品；聚焦就业、社保、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重点领域，持续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方面积极投放金融资源；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同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卓贤表示，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要找准发力重点，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层面，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包括利用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制造等技术改造生产线；利用高端工艺和工程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内在价值。在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层面，基础研发阶段，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利用好财政投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试验阶段，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到工厂之间需要经历前端试验性开发，要发挥产业引导基金等的支持作用；产业化阶段，需要引入市场化风险投资等机制，建设运营一批产业孵化加速平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阶段，要积极探索商业化发展模式，同时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服务作用。在促进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层面，一方面，要找准全产业链发展的关键点，避免出现“撒胡椒面”式的低效投入，而是要在上中下游培育出具有自身优势的长板；另一方面，要明确全产业链发展的优先序，可以通过新技术路线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实现“弯道超车”。
王飞认为，我国14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市场、海量数据、丰富场景和创新活力，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所在。但与此同时更要清醒认识到其中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必须实现核心技术、重要产业、关键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头部企业等安全可控，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走出一条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理论与实践道路。一是筑牢“数同源”根基，发挥数据关键生产要素作用。加强数字基础资源掌控，提升国家能源矿产、生态环境、空间地理、人口法人、宏观经济等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深化数字关键设施布局，加快建设云、网、端融合的先进算力网络、卫星互联网、智能高效工业互联网等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合力攻关高性能计算、边缘计算、数字孪生、加密算法、脑机交互等关键共性技术。二是提升“产同联”效能，增强产业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支持人工智能、云计算、集成电路、智能装备、精准医疗、智慧设计、大数据等领域优势企业；加快培育数据采集、存储、加工、分析、聚合等全生命周期的数据产业集群；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产品工程化、产业化，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生产装备的供给水平。三是释放“治同享”红利，增进全体人民福祉。加强以现代信用为基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建设；推进跨领域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加强电力、电信、金融、能源、交通、水利等重要领域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推动数字向善，弥合数字鸿沟，加大适老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开发。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