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大同第二发电厂家属院的小公园里，下半晌总有些皮肤黝黑皲裂的老汉老太们拄着拐、推着车，太阳底下或站或坐，操着一口大同话，互相用“师傅”称呼着对方，呱嗒。从东边看，几根高矮烟囱和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的铁枝桠像是把铺展开的天捅破了，顺理成章地取代太行山的轮廓，成了二电人眼中的天际线。已经三月，这块黄土高原和太行山脉的“犄角旮旯地儿”还处在冬天，风嗖嗖的，容易让人皴了脸。

　　高忠面向东边坐着，告诉这些曾经的电气工、锅炉工、汽机工，过了闰二月，他就要搬回女儿住的地方，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市去了。

　　“要不是高师傅说，我还当他不走了”，78岁的二电厂退休电工李桂花说了这句后，半晌没吭声，过会儿又自己念叨着，“不过人家老汉来这儿，少说也得有三十年了吧。”

　　“记得高爷爷吧？”李桂花的儿子，二电厂信息中心的工人王健这么问他的两个孩子，14岁的王熙月和10岁的王允琪，“高爷爷这两年也失业了，现在收破烂了，哎，老汉都七十多了。”

　　50年前，如今这片矗立着高大的火电机组和家属院楼的地方，还是大同城外七里村一片杂草丛生的戈壁荒滩。当时正值“”后期，全国缺煤，北京地区电力缺口达四分之一。同时，由于铁路运输紧张，别称“中国煤都”的大同，虽然能够开采大量煤炭，却无法向外省运输，造成本地囤积过剩，只能自燃焚烧。为了通盘平衡煤电运输问题，缓解北京地区用电紧张局面，减轻晋煤外运压力，1975年，大同第二发电厂被列入国家“六五”计划重点建设工程。经过相关部门的多次考察和讨论，七里村由于具备紧邻南郊铁路专用线、少占良田、地处市东南下风向等多重地理区位优势，在次年被最终选定为大同市第二发电厂厂址。

　　1978年4月，大同第二发电厂生产筹建处成立，隶属于山西省电力工业局。同年10月14日，一期工程在七里村破土动工。1983年10月，李桂花带着一双年幼的子女，离开位于老平旺的大同市第一热电厂，迁入七里村新建的家属区。

　　1984年7月19日，1号机组投产发电、正式向首都送电。7月21日，山西省电力工业局举办了剪彩仪式。那时，李桂花的女儿王萍在大同市第二发电厂职工子弟学校上五年级，“我是热烈欢迎队伍里，学生腰鼓队打镲的”。39年前的那天，在回忆里“好热闹，好像是这辈子最大的事一样”。

　　1988年11月25日，6号机组移交生产，至此，6台20万千瓦机组全部竣工发电。10年建设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工人拖家带口、源源不断地搬到这里，他们多来自周边区县和蒙冀地区的火电厂和农村。

　　那时候，高忠还在老家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种地，存不下钱。他知道如果向南走，进山西，说不定能在大大小小的煤矿或者电厂找一份挣钱的工作。跟随着第一次“民工潮”，他在四十岁出头的年纪离开村子，一路走一路找活干，成为第一代农民工。

　　1991年，托熟人介绍，他到二电厂来，听说厂里头的检修还招人，他就去了。“给点钱，就干吧”。他被分到修建车间，一天九块钱，成了一名二电人。

　　90年代的二电厂，已经是当时全国的特大型火力发电企业和华北电网西电东送的重要枢纽。在这座朴实、沉寂的小城市的最南边，电厂灯火通明，2号和3号机组的几根烟囱腾腾地排烟，不分昼夜。早、中、夜班的交接点，大批操晋语大包片方言、穿棕绿色工作服和布鞋的男女工人，蹬着自行车，踏着电厂要闻的播报声，从各个家属院流出来，过一条马路，流过二电厂职工子弟学校、幼儿园和职工医院，最后汇入生产区，向在园区人行道上走着的检修工打照面：“上班来了，高师傅。”

　　他们是归属于运行系统的工人们，在生产前端流水线上干电气、干锅炉、干汽机。“那一条线上，哪个工种的都有，干啥就学啥，学啥维护啥，都是编在单位名单里的正式工，啥待遇也有。”

　　检修系统则不一样，管的都是杂碎的活儿，所以他们都是临时工。虽然不用连轴转，但得随叫随到。汽机车间、燃料车间、锅炉车间里的仪器设备，汽轮机、发电机这些要紧的机器，坏不得——这是给首都供电的。用一阵儿，就轮流停下来排查毛病，修理。“有活儿了就得干，不用三班倒，但不分白天黑夜。那会儿大部分检修都是黑夜，一晚上给修好了，白天就能接着用了。”

　　修建车间的活儿更杂，生产区和生活区的泥瓦活、修暖气、修水电，都归修建管，哪有活计就去哪。高忠在这之外，又被分了个黑夜值班的活计，干脆把家安在了修建车间的值班室里。

　　“活值不值钱，每个月给多少，咱们也不思慕这，有吃的住的，能生活得了就行了。能干活。”

　　能干活，他就留下来了。白天跟着班组，晚上在值班室里浅眯着，耳朵提防着突然响起来的电话机——又是哪个车间报抢修了。

　　最难受的是大冬天里给燃料车间、锅炉车间修暖气。塞北的冬天，中午最暖和的时候也是零下十几度，骑车子从修建车间到运行那边的厂房，风嗖嗖的，卷着沙子和煤灰就来了，打在脸上针扎一样，工作服哪能顶得住？一进厂房，立马又掉了个个儿，大机器轰隆隆的，满车间的白气，分不清是烧煤粉的烟还是高温下的水。就在轰鸣的机器边上，暖气呲呲地冒汽冒水。一趟下来，黑的煤粉水汽糊在脸上脖子上，跟汗水混在一起，把厚厚的几层衣服都打湿了，回去那一路上，“能出汗的几个师傅，你都能看见身上冒的汽往后飘”，混着水汽里的脏东西，甚至有结晶挂在头发上睫毛上。

　　谈起自己的老同事，曾经也在二电厂修建车间工作的张素梅觉得高师傅是“真老实，能干活”。“话是不多，让干啥就干啥，白天跟着班组干了，半夜报修，遇上工人不够，他就也去。本来用不着他去的。”

　　检修系统上的临时工没有铁饭碗，流动性远高于运行系统。高忠在的修建车间，工人换了几茬，那些没有熟人或者亲戚在厂里当正式工的，很多都走了。高忠“能干活”，在修建车间，一呆就是十年，工钱最多时，一天十五块。

　　在二电厂，高忠更习惯被人叫做“高爷爷”。从三四岁的小孩，到四五十岁的工人，都会用“高爷爷”代指他。

　　建厂以来，二电厂的隶属关系几经变迁，先后成为山西省电力工业局、华北电业管理局、中国华北电力联合公司和中国华北电力集团公司的直属单位。1998年起，为了促进电力工业引入竞争机制，尽快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电力工业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逐步启动。2000年11月10日，大同第二发电厂净资产配股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电电力全资发电企业。2002年，随着电改“5号文”出台，二电厂又随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纳入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管理范畴。

　　二电厂开始取消招用临时工，检修系统上的工人们，有关系的转了正，没有关系的下了岗。

　　厂子也雇不了高忠了，他歇了两三个月。修建车间书记的媳妇在二电厂幼儿园做园长，幼儿园少个看门的，书记就找到高忠，说，你要不去幼儿园吧。

　　他卷上自己在修建车间值班室的铺盖，骑车几分钟到了幼儿园，铺盖往幼儿园值班室一搁，就从高师傅变成了高爷爷。

　　二电厂幼儿园在二电厂生活区中心，几十年一直是几栋双层楼和一栋平房，前院正门东边是塑料滑梯和生了锈的秋千，西边是一片空地，零几年多摆了四个很高的蘑菇形垃圾桶。后院堆着杂物，侧门边上有一间值班室。

　　王健记得，自己上幼儿园时，每逢生产现场设备大修、事故抢修，父母上了一线小时应急托管制，随着二电厂的第一代工人退休，被逐渐取消了。2005年至2009年，二电厂二期、三期的四台大机组相继竣工时，这里的孩子们大多已经成为二电厂的第三代，他们是电气工、锅炉工、汽机工们的孙子孙女，工程师、会计们的子女。

　　但幼儿园的时刻表还是跟着生产区走。八点钟，幼儿园的大铁栅栏门开了，在电厂要闻的播报声中，孩子们被上早班的工人们顺路捎来；下午四点是幼儿园放学的时间，工人们骑自行车或是开车从生产区出来，再把孩子们接回家属院。

　　李桂花的孙辈们，分别在几个不同阶段入园，却对幼儿园有着相同的记忆：多年不变的建筑陈设、一年一度的几个庆典，还有坐在铁栅栏门边、迎接孩子们上学和送孩子们回家的高爷爷。他会在早上八点和下午四点打开大铁栅栏门，坐在门边，等待那些闹着不肯来，或者玩得不肯走的孩子。

　　李桂花的孙女，幼儿园2015年的毕业生王熙月记得，因为赖床迟到，已经到早饭时间的幼儿园，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高爷爷还坐在门边。高爷爷一边吓她，“下次再不起床，高爷爷就把你关在外面”，一边打开大铁栅栏门上的那扇小门，放她进来，拉着她的手把她送进教室。

　　只领看门的工资，高忠在幼儿园的工作却远不止看门。“什么都干。之前在修建里头修暖气、修水电、做瓦工，在幼儿园，也顺便干。”

　　“24小时不能歇，白天是又怕人进来，又怕孩子们跑，就守门，晚上是怕暖气漏水，怕水管跑水，怕进贼。一直操心。”

　　下午五点半，老师要下班了，还没被接走的孩子们被理所当然地留给高爷爷。他不敢让孩子们到处跑，怕磕了头，让他们坐在幼儿园楼外的台阶上，一人分半个桃子吃。没有桃子的时候，孩子们跟着他把水管从后院拉出来，看他浇花，扫院子。

　　在李桂花的孙子，幼儿园2019年的毕业生王允琪的回忆中，学前班时，因为爸爸加班、奶奶手术，他有几次是幼儿园最后两三个被接走的孩子之一。天黑了，晒不着太阳的时候，高爷爷就把孩子们领到自己住的值班室去。工人们下班来了，看到院子里没人，就知道该上后院值班室去找孩子了。

　　“很小的一间房，十多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电视。”王健这样描述高爷爷住的地方。

　　日子就这么一直过，大的一茬小孩走了，九月会来一茬小的。日子每天都差不多，幼儿园的孩子每年都是那么大。高爷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生活区里面熟的孩子越来越少。以前，孩子们从二电厂幼儿园毕了业，都还能在幼儿园后头的职工子弟学校见着，有的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放了学还往幼儿园跑。但近十年，职工子弟学校好几届新生都只凑得够一两个班了。

　　住在二电厂家属院的工人们也越来越少，留下的多是老人。大部分中年人都在市里买了房搬了出去，厂里分给员工的房就空着，或是租出去。孩子们从幼儿园一毕业，就离开二电厂，到市里能直升好初中的小学去读书。

　　有几次，高爷爷在院子里，远远见到有点印象的学生模样的孩子跟着几个大人经过，戴着白布。当天下午，就会听到家长们议论，哪家的老师傅不在了。他便想起，他们是他在修建上班时哪个车间的老工人，又是以前总来幼儿园的老汉老太，连当年那个小孩的面孔，也在他脑海里渐渐清晰。晚上，在那间十平米的值班室里，他听着烟花在二电厂生活区的天空中炸开，才觉得，日子好像已经过去挺久的了。

　　2020年寒假，新冠疫情暴发了。同年3月，二电厂幼儿园没开学，之后也一直没再开过。一开始还在等返校通知的电厂员工们慢慢地也不再等了，转而把孩子安顿去了别的幼儿园。人们不懂，“电厂的附幼为啥会关门呢？”

　　高爷爷也不懂。他依旧一个人住在幼儿园十多平的值班室里看门，每天扫院子、浇花，早上和下午坐在铁栅栏门前，听着电厂的广播，看门外上班下班的人们。但到了下半年，幼儿园连燃气也停了。

　　2021年，之前的幼儿园园长告诉他，二电厂幼儿园被私人承包了，幼儿园要重新装修。他卷起铺盖，从幼儿园值班室搬出来，在二电厂家属院里租了一间四十多年，还没赶上拆迁的老房子。

　　那年他已经72岁了，常理说早就该退休了。他不想给私人幼儿园看门，又没什么可做的，就在家属院里捡捡破烂。

　　自2007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若干意见的通知》出台以来，为了不断推进电力工业结构调整和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全国开始陆续关停能耗高、污染重的小机火电机组，建设大型电源项目。

　　“上大压小”的浪潮，在十余年后涌到了七里村。作为《山西煤电基地科学开发规划》“十三五”期间晋北煤电基地规划项目中的省级重点工程，国电电力大同二电厂一期工程的6×20万千瓦小火电机组从2019年起，逐渐被国电电力大同湖东电厂的2×100万千瓦大火电机组取代。

　　2022年5月17日21时18分，随着六号机组主开关和隔离开关拉开，大同二电厂一期工程的六台机组全部关停，走入历史。次日凌晨1点，回忆文章《完美谢幕》在朋友圈中传开来，44年间的二电人们——从1978年5月1日七里村打谷场搭起第一幢活动房时就进入现场参与建厂施工的第一任二电厂厂长贾诚，现任厂长左银华，自1983年起参加过所有机组建设的王喜文，还有很多已经退休或现任的二电厂员工，聚集在评论区，怀念、不舍和无奈，好像有一场看不见的线上散伙饭。

　　“我能说什么！我的一生都献给了二电厂，二电厂的一生就是我的一生。我和它一起走过，一直到老！此时看到它落幕，我的心中不是高兴！而是不舍！想的太多太多。”这是被顶到第一排的评论。

　　高爷爷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文化、说不了啥”，吃不了这场散伙饭。他听说二电厂的一期工程关停了，看到已经掉色的那块“二电厂幼儿园”的牌子被拆下来，几个鲜亮的大字“东方小夫子幼儿园”被支了上去，院子里十多年没换的四个蘑菇形状的大垃圾桶，连同它们脚下的灰色和暗红色地砖一同被铲去，铺上了崭新的假草坪。几栋楼上了新漆，漂亮极了。

　　他依旧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没事时骑车出来，捡点破烂卖了换钱。下午去小公园晒太阳，跟那群以前的二电厂工人呱嗒，问问他们孙子孙女都多大了。那些从幼儿园毕业离开二电厂的孩子，小的在城区上小学初中，大的已经去外地或者国外读大学，年纪最大的已经成家，搬到省会城市或是北上广。

　　高爷爷唯一的女儿如今住在乌兰察布丰镇市，他回去可以领每月五百块养老金。他没有什么理由再留在二电厂园区了。他对这些几十年的老熟人说，过了闰二月，他就要回去了。

　　“他就是那种，说起二电厂没人能想起他来，但是提起他又不可能不知道的。”王熙月已经是大同一中的初二学生，在微信上得知高爷爷要走，打出了一串感叹号，然后说：“我还真从没想过他会走。”

　　[1]《大同第二发电厂志》编纂委员会编. 大同第二发电厂志[M].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1999.

　　[6] 关于国电电力大同湖东电厂2×100万千瓦 “上大压小”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7] 国家能源局山西监管办公室关于注销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同第二发电厂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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